本刊记者 张 倪
在“逆全球化”浪潮下，无论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如期完成，还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寻求扩容，都为区域性经贸合作注入了新的动能。
同时，从全球范围来看，城市群已然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增长中心、创新中心和资源要素配置中心。城市群不仅代表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国家经济要素的精华所在，更是参与全球化竞争与合作的高端平台。在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城市群起到关键性作用。
3月20日至22日，以“迈上现代化新征程的中国”为主题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在京举行。与会的众多国内外知名经济学者， 针对区域性经贸合作对未来全球经济和贸易投资格局的影响，以及在“十四五”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下，我国应如何发掘城市群需求潜力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碰撞出智慧火花。
RCEP不仅惠益亚洲， 更会惠及世界
亚洲开发银行报告显示，早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亚洲地区在贸易、外商直接投资（FDI）、融资和旅游方面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而更加强劲的区域合作和经济整合是在疫情前就已经出现的趋势。
但疫情威胁到了几十年来亚洲地区融合所取得的进展，特别是在贸易、投资、人员跨境流动等领域。疫情暴发后，亚洲贸易增长出现下滑，主要由于边境关闭、出行限制、隔离政策等。另外，亚洲区域内实施的非关税方面措施也有所增加，尤其是卫生等方面的措施越来越严格。
在发言中，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泽田康幸介绍，在2020年5月达到低谷之后，亚洲的出口出现了反弹；由于全球对于医疗设备、电子商品的需求飙升，亚洲的进口也开始再次上涨。全球出货量、包装指数、沿途到港停靠等数据都显示，最近几个月亚洲的贸易增长速度比预期的要更快。不过，他也强调，疫情还没有结束，经济可能出现二次衰退的风险，依然会影响亚洲贸易的稳定增长。
泽田康幸指出，疫情期间， 数字化发展速度更快了，数字平台在今年以及将来还会持续发展，数字化是非常有潜力支持经济强劲恢复的。他同时强调，虽然数字化平台很有帮助，但是也有颠覆性，可能会对传统业务产生影响，导致很多风险和挑战。比如涉及隐私和网络安全方面的问题，税收套利、税收漏洞的问题，反竞争行为的产生等。必须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安全和金融稳定的风险最小化。
他强调，区域合作和整合对于帮助亚洲经济实现繁荣、包容、韧性和可持续性是至关重要的，RCEP 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RCEP 将现有的东盟成员国和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协议进行了结合， 不仅会惠益亚洲，还会惠及世界。RCEP可以进一步促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区域生产网络，可以有更加协调的监管和政策，各国之间采取共同的原产地原则，可以帮助减少RCEP成员的出口成本，亚洲应该进一步拥抱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措施。
新历史关口，开启区域经贸合作新篇章
近年来，美国退出TPP、欧美贸易争端、日韩贸易争端和多国以安全为由的各类限制措施此起彼伏。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更加剧了限制出口、产业回流等措施的出台。
就在全球化遭遇的“逆风” 愈刮愈烈之时，涵盖全球30%左右人口数量、经济体量和贸易规模的RCEP成功签署。同时，CPTPP也在积极寻求扩容，中国、韩国、英国都表示有兴趣加入。
这样的区域性经贸合作对未来全球经济和贸易投资格局会有怎样的影响？又会给企业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中国已经成为维系全球化的领导者，发力点就是区域经贸合作，或者区域经贸协议。”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发言时表示，企业要做好准备，一是知识产权保护；二是关税要下降；三是国有企业如何应对这个问题。
“我对于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持乐观态度的。”罗兰贝格全球管理委员会联席总裁戴璞的判断是，亚洲区域经济融合正在加速。“今天中国是‘双循环’，以后会有‘三循环’，我们没有看到贸易‘脱钩’，根据我们和客户的交流，看到大家重新建立了联系， 以及在一些部门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复制。” 在他看来，亚洲的区域经济合作可以帮助解决其所面临的挑战，应对气候变化对于亚洲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保持亚洲的竞争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认为，中国积极参与推动区域化，着眼于三个方面的开放。一是市场开放，二是制度开放，三是创新开放。
谈及下一步开启区域经贸合作的新篇章，张燕生表示，应当在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体系、基于对等的公平贸易体系、基于共享的包容性贸易体系之间寻求合作，而不是对抗。
他认为，下一步区域经贸合作或面临几个问题。一是国际贸易还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吗？区域经贸合作能不能继续推动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尤其是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绿色贸易、普惠贸易和一些新型的贸易方式。二是国际贸易还是不是基于国际工序分工推动中间品贸易？“现在强调供应链的安全，强调供应链的本地化，实际上国际工序分工的贸易体系还能不能继续？我是持怀疑态度的。”三是疫后会不会出现需求东移、供给东移、创新东移、服务东移、资本东移、货币和金融合作的东移？这会对东亚生产网络、东亚生产方式带来积极的影响，因此会奠定这个区域经贸合作创新的基础和实业的基础。四是如何破解“萨缪尔森陷阱”？如何构建互补型、共享型的贸易和投资产业结构，开放合作， 不搞赢者通吃？在这方面区域能够做一些什么样的创新性推动？五是中国的作用是什么？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正在推动市场开放、制度开放、创新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应该下功夫营造这个区域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当前我们正处在历史的一个重要关口，必须探索新的国际合作方向。”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院长金兴钟在发言中，对如何抓住疫后的机遇表示了关切。
金兴钟说，全球疫情告诉我们，可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来应对健康领域、气候变化和其他威胁带来的挑战，尤其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分裂和分化，我们必须填平数字鸿沟，而数字的基础设施必须在标准化的领域进行提升。改革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参与进来了，这也是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这些努力还没有看到一些实质性结果，但是他相信通过双边或者多边的谈判和讨论，包括CPTPP、RCEP或者其他新的贸易谈判可以实现。
发挥城市群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视角回归国内， 展望“十四
五”，城市群无疑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为重点，增强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带动全国经济效率整体提升。
在“十四五”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下，我国应如何发掘城市群需求潜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指出，发挥城市群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需要从三方面深入思考：
一是如何实现要素的充分自由流动。只有生产要素、土地资源、技术、数据等这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而充分地流动，才能对要素进行组合，提高生产力。而要做到这些，首先要满足人员的自由流动。
“这么多年，农民进城仍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住房、社保、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城市进入老龄化，很多退休人员想到郊区去生活，但是由于土地的流转所限，也很难。现在看起来是农民进城不容易，但是城里人下乡从某些程度上说似乎更难。对此，我们能不能考虑在城市周边发展一些小城小镇，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刘世锦认为，发展都市圈，必须尊重市场规律，满足人员流动的需求。
二是如何做好城市规划，包括空间规划。刘世锦表示，城市规划“一张蓝图绘到底”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这张蓝图是否符合城市发展的规律。城市的建筑物是不可移动的，但是城里住的人是可以移动的，要把可以移动的人和不可移动的城市建筑物之间的关系平衡好， 这才是城市规划的重点。
他强调，应该让市场在空间资源的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要按照人口的流向决定土地资源特别是建设用地的配置，决定公共资源比如财政资金在区域之间的配置。
三是政策在城市群发展中的重要性。“有人会说，各个城市的政策不一样，我认为没有关系。中国的城市很多，有潜力发展成城市群、都市圈的城市也很多，它们之间是存在相互竞争的。不同的政策会产生不同的吸引力，也就是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幅度不同，最后不同城市的发展差别可能很大。事实上，一个城市发展的最终级别，往往不是事先规划出来的，而是通过人口的流动和不同政策之间相互竞争形成的。”刘世锦说。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认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日渐加强。
他提出，加快城市群建设有三方面需要加强认识。一是发展城市群的紧迫性。中国即将迈入人口负增长的时期，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趋势非常明显，要从人口方面解决中国发展动力的问题，改善人口的资源配置，就是要在城乡和地区间，以及小城市和大城市之间改善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和配置效率。
二是要重新定义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认识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之间的关系。过去过多强调竞争关系，未来中国城市群内部的不同城市应该更加互补和合作。
三是城市群间的协作和分工。目前地方政府的空间规划和城市规划都是以直辖市、地级市为单位进行，这种规划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弊端，就是把发展看成是以直辖市、地级市为单位的发展，但实际上从长远来看，城市群发展是需要打破行政管辖边界的，未来需要建立跨行政边界的联合发展机制。
绿地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张玉良建议，加强城市群建设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加强中心城市功能，和副中心城市、周边城市形成有机结合的效应。二是要注重提升增量建设空间，优化城市内部空间布局，推进城市功能更新。三是挖掘城市群内需。在提升传统消费增长的同时要培育新的消费点，同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这部分人群的比例，为未来发展带来更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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