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笑涵 吕凌峰
科学家承担行政职务是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现象，但科学家行政任职对科学家本人的学术研究以及科学事业发展的影响，究竟利大于弊， 还是弊大于利？学界和政府管理部门一直存在争论，反对和支持的声音兼而有之，这样的争论也促进了对科学家多重社会角色的反思。
一些学者对科学家担任行政职务持反对意见。德国学者莫尔上世纪70年代曾指出，“在一个自由的、多元化的社会中，专家的判断从来也不是最终的。正是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而不是科学家，才是决策者。”国内学者李醒民也认为，科学的心智习惯和规范结构与政治大异其趣，如政治的短期性、妥协性、折中性、多数决定、寻找阻力最小的路线等禀性，就与科学的本性和科学家的角色特点很不合拍。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应审慎对待科学家行政任职。中国科学院前院长路甬祥认为，诺贝尔自然科学家创造高峰期平均年龄是在38岁左右，在年轻时就牺牲个人科研精力，以行政任职的方式实现自我价值，实际上具有一定的风险。而在一些政府管理部门看来，涉及专业领域决策，科学家的眼界要比非科研人员深远得多，科学家对复杂性问题观察更具有敏锐性，科学家出任行政职务有利于解决一些系统复杂性问题。
在我国，有这样一位杰出科学家，无论身为科研工作者，还是行政管理者，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这位杰出科学家正是竺可桢。本文试从竺可桢“双肩挑”的视角探讨科学家行政任职对科学事业的影响，以期对营造有利于科学家发展的宽松环境，推动和促进科学家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提出有益建议。
竺可桢职业生涯中行政任职与学术成果总览
竺可桢一生任职较多，按任职类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21年—1927年是竺可桢任职的第一阶段，主要任职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属研究管理型任职。1928 年—1935年是竺可桢任职的第二阶段，主要任职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属研究管理型任职。1936年—1948年是竺可桢任职的第三阶段，出任浙大校长13年，属趋政管理型任职。竺可桢行政任职的第四阶段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属学术管理型任职。
从整体上来看，1936年，即竺可桢上任浙大校长这一年为其学术研究成果的分水岭。1936年及之前，是竺可桢学术成果的丰产期， 1922年、1926年这两年每年的发文量达到6篇，1934、1935年这两年每年的发文量为4篇。从1916年到1936 年，20年间共刊发学术成果40篇， 2本专著也是这一期间的成果。从1937年到1966年，29年间共刊发学术成果12篇，其中1937年到1949年间只有1篇，其余11篇都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成果。
竺可桢还没有行政任职经历前，学术成果已令时人侧目。1918 年，竺可桢即以英文发表论文《台风中心的若干新事实》，当时中国尚未分设气象学专业，美国也仅有哈佛大学开设气象学相关课程。在此期间，竺可桢编写了《地理学通论》和《气象学》讲义，至今仍为地理学和气象学教育的奠基性教材，为我国的教育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在担任地学系主任阶段，竺可桢个人研究成就达到顶峰。他编写了百科类书籍《气象学》；在南京北极阁建立观象台，领导创立了国内高校第一个专属气象站，开展了个人关于物候学的观测和研究，并培养了黄厦千、张宝堃、朱炳海等一大批后起之秀，增加了我国科学事业的人才储备。
在担任气象研究所所长阶段， 竺可桢的年均学术成果相较上一阶段略有下降。这一时期的气象研究所，既是全国的气象学术研究单位，又是领导全国气象事业建设的国家机构。他统一气象观测标准， 厘定气象学术名词，维护气象行政主权，建议设立气象测绘所，为中国的气象学作出了不朽贡献，是中国气象学真正的领导者。
在担任浙大校长阶段，竺可桢的个人年均学术研究成果相较前一阶段出现下滑。这里面既有历史原因，其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浙大四次西迁。另一方面，大学校长的行政任职耗费了他太多精力。他每天腾出大量时间处理大大小小的一应校务，和政府部门争资源配置，与社会各色人等周旋协调。为塑造“合乎今日的需要”的“有用的专门人才”，帮助学生健全人格，培养“求是”精神，竺可桢进行了45次演讲， 占生平所有演讲次数的53.6%。竺可桢坚定地认为肩负重任、培育人才远比个人得失重要得多，“为人即在社会做事，应以但知是非、不计利害为训”，他以牺牲个人的学术时间铸就了浙大的辉煌。
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后， 竺可桢的学术研究成果开始回升。其时全国百废待举，他积极参与科研政策、科学规划的制定，推动多个研究所的成立，为新中国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普及付出了艰辛努力。竺可桢还承担了大量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为中外科学界沟通搭建桥梁，积极向外宣传中国的科学，将国际上先进的科学方法、科学成果介绍给国内学术界。这一期间，他主持建立了全国物候观测网，出版《物候学》，发表《中国近代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学术研究早已跳出单一学科的条条框框，将气象学和农业、环境治理等学科结合起来，推动了更具深远意义的交叉学科的发展。
从竺可桢的行政任职与学术成果之间，我们可以看出存在一定的关联。无任职阶段（1916年至1920 年），竺可桢刊发的研究成果为7 篇，平均每年刊发研究成果1.4篇。任职阶段（1921年至1966年），竺可桢刊发的研究成果为45篇，平均每年刊发研究成果1篇。研究管理型任职阶段（1921年至1935年），竺可桢刊发的研究成果为31篇，平均每年刊发研究成果2.1篇。学术管理型任职阶段（1950年至1966年）， 竺可桢刊发的研究成果为11篇， 平均每年刊发研究成果0.65篇。趋政管理型任职阶段（1936年至1949 年），竺可桢14年间只刊发了1篇研究成果，年均刊发量为0.07篇。竺可桢在研究管理型岗位个人学术成果最为丰硕，从事趋政管理型任职个人学术成果则步入低谷。
竺可桢行政任职对科学事业的影响分析
科学家对科学事业的影响可以从多维度进行评价。竺可桢行政任职期间，除刊发学术研究成果外，还公开发表了大量涉及学科发展的提案、报告、呈文、建议和参会发言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竺可桢行政任职对学科建设所产生的影响。无任职阶段，竺可桢虽然在中国科学社参与一些科学传播的活动，但对于学科建设尚谈不上贡献，在学术领域的影响力也十分有限。任职地学系主任阶段，借东南大学学科调整之际，首次将气象学作为一个专业纳入大学体系当中， 并积极培养气象学人才，为学科发展奠定基础。任职气象研究所所长阶段，竺可桢提出《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推动了气象观测设施和机构建设；帮助清华大学成立地学系，并下设气象组，促请其他大学内添设气象学系；推动中国地理学会正式成立，与翁文灏、张其昀共同发表了《中国地理学会发起旨趣书》，联合海内外40多名知名学者建立学会，编辑出版《地理学报》。任职浙大校长阶段，从地理专业角度看，在浙大加设史地学部，聘请张其昀、叶良辅、任美愕等知名地理学家任教；从科学事业发展角度看，竺可桢已不再局限于某一学科发展，主要实现以“求是”为核心的办学思想，延聘国内各个学科著名专家学者, 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建立了以文、理、工、农、师范、法、医7个学院为标志的综合型学科架构，崛起为“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被誉为“东方剑桥”。任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期间，竺可桢筹建了农业气象研究所等多个研究机构，对农业和气象的学科交叉和环境治理作出了重大贡献。据不完全统计，竺可桢新中国成立后承担的大大小小任职涵盖了天文、气象、地理、水利、农业、生物、环境治理、卫生、土壤学、科技史、哲学等多个专业领域，直接促进了冰川、冻土、沙漠、青藏高原综合研究等许多新兴研究领域的开拓，对学科建设的突出贡献体现在推动气象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发展。
从竺可桢论文发表的期刊种类上分析，可以看出竺可桢既注重专业研究领域，也关注社会事务。随着竺可桢任职的变化，其发表文章的期刊种类越来越多，研究领域越来越宽泛，既有专业领域的探索， 也有社会领域的思考，还有面向群众的科普。无任职阶段发表的24篇文章中，14篇属于地理学、气象学范畴，占比60.8%，这一阶段竺可桢主要精力还是在专业学术领域。担任地学系主任阶段，从杂志属性来看，专业性总占比81%，科普类总占比15%，综合性总占比4%。任职气象所所长阶段，见刊文章的数量相比于上一阶段没有增加，但是期刊的种类在增多，作为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愈加强烈。任职浙大校长阶段，竺可桢文章数量有所下降， 学术文章的占比也在下降，但是文章刊登的期刊种类在增加，其向学生们讲授的内容包罗万象，从个人精神面貌到国际局势评论都涵盖其中，工作重心都在推动浙江大学的发展。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阶段，他的作品刊载杂志种类越来越多，发表的刊物日益亲民化，社会影响力范围从学术专业领域逐步扩散到科学思想领域，受众从小众发展为大众，更加重视学科交叉对社会的促进作用。
从竺可桢的“双肩挑”来看， 科学家行政任职有利有弊，但利远大于弊。从竺可桢自身科研角度分析，虽然行政任职耗费时间、牵扯精力，但多种类型的行政任职拓宽了学术视野，对后一阶段的学术研究起到积淀、助推作用。从科学事业角度分析，竺可桢发挥了领袖科学家的作用，以他为中心汇聚了一大批高端人才，有力有效整合了各类资源，在科研、教育、科普等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科学事业发展。
竺可桢“双肩挑”的角色转换与个性特质探讨
竺可桢较好地处理了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双肩挑”之间的关系，成功实现了在不同类型任职之间的角色转换，前一阶段任职的经历、经验，转变为后一阶段任职的优势，使每一阶段任职之间形成有机的逻辑联系，成为任职科学家的典范。从研究管理型任职（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气象研究所所所长）转为趋政管理型任职（浙大校长），竺可桢将在地理学科和气象学科积累的知识、经验运用到大学管理之中，不仅促进了地理学、气象学在浙大的发展，而且推而广之，由此及彼，带动浙大各类学科高水平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由研究管理型、趋政管理型任职转为学术管理型任职（中科院副院长），基于前两个阶段任职的体悟，他敏锐地捕捉到不同学科之间的关联，大力推动交叉学科的发展。同时，不同类型的行政任职让他强烈感受到科普的重要性，身体力行地普及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为全民科学素质的提升做出了积极努力。
竺可桢科学研究和行政任职之所以相得益彰，与其个性特质是分不开的。纵观其一生，具有四个方面的特质：一是一骑绝尘的学术造诣，二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襟，三是为将为帅的领导能力，四是众望所归的德行情操。作为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物候学的开山人，竺可桢的学术造诣在学界足以服众；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竺可桢为国为民服务一生、奉献一生；为了事业发展，他既有铮铮傲骨，也能放下身段，组织协调各方资源，成功实现不同类型任职之间的转换，在科研、教育、生产等领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终生践行“求是”“创新” 精神，“只问是非，不计利害”，高山仰止的精神境界，铸就了独具特色的人格魅力。竺可桢的个性特质使得“双肩挑”成为助推科学事业发展的两只翅膀，推动其个人学术成就达到同时代的高峰，更是作为领军人物、灵魂人物带动气象、物候等相关领域科学事业达到崭新的高度。
对当今科学家行政任职的启示
通过对竺可桢行政任职与学术成果、学科建设和科学事业影响的分析以及对竺可桢作为杰出任职科学家特质的探讨，可以得出以下认知：学术与行政之间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及彼的矛盾，恰当的行政任职有利于科学事业的发展，反之，不恰当的行政任职不利于科学事业的发展；不同类型的行政任职对于学术研究成果、学科建设和科学事业可能带来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同类型的行政任职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科学家在学术研究与行政任职之间进行取舍是一个需要长期关注的问题，研究管理型岗位和学术管理型岗位是科学家较适宜的选择，选择趋政管理型岗位应当慎重；科研工作有着自身的逻辑规律，从事科研行政岗位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背景；选拔科学家行政任职要充分考量科学家的道德品质、人文素养、领导能力及性格特征。
总之，必须辩证看待科学家行政任职，科学家成功的行政任职有助于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科学事业的发展也亟需杰出的科学家担任行政职务。当今时代，重大科学研究若要取得突破须有赖于团队协作与系统集成。因此，推动科学事业发展，不仅需要大量的科研工作者、科学家，还需要鼓励、引导一大批科研工作者和科学家从事行政任职，培养造就一大批竺可桢式的科学家领袖、领袖科学家。
从科学家职业层面看， 是否适合“双肩挑”因人而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默顿把科学家的角色分为四种：负责科研工作的研究者，负责协调工作的管理者，负责培育后辈的教学者和负责成果审查的评价者。科学家应当正确认识自身的优势与不足，正视自己的兴趣与追求，权衡社会、家庭、个体等各类因素。毕竟，成为科学家已然万里挑一，能成为竺可桢式的“双肩挑”科学家更是凤毛麟角， 科研人员职业规划应头脑清醒、慎重抉择。
从国家战略层面看，培育、遴选能够“双肩挑”的科学家刻不容缓， 但也不能一蹴而就。为此建议：
一是创新科学系统的科学家评价体系。通过价值引领构建新型评价体系，改变单一的人才评价标准、评定模式，促进各类人才、科研团体健康成长，引导有行政潜能的科学家从事适合自身特点的行政任职，激发科学家服务社会的热情，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二是营造有利于科学家行政任职的宽松环境。科学家从事行政管理存在一定的职业风险，应为科学家从事行政管理岗位搭建更多的平台，通过多岗位的实践和政策设计让科学家学术研究与行政任职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并能够自由流动。
三是长远谋划“双肩挑”型科学家培养。前瞻未来对科学家领军人才的需求，制定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期的培养规划。尤其应将“双肩挑”型科学家培养纳入教育改革统筹谋划，为培育大批既精通科技知识又具备人文素养，既具实践能力又富创新精神，既有合作意识又有组织才能的“双肩挑”科学家奠定人才基础。（本文在选题、研究过程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科技哲学系执行主任徐飞教授给予了悉心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本文是“中国杰出科学家的管理问题研究” 基金项目（项目号：71874170）的阶段性成果】（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科技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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