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良敏
市场敏感的神经，总容易受到社会焦虑情绪的扰动。比如，7月份部分宏观经济指标增速出现一定回落，市场上就开始笼罩着一种悲观情绪，与上半年经济增速公布时的乐观情绪形成一定反差。无论是悲观还是乐观，都是人们看待外界事物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主观情绪，无关对错，是预期发生改变之后的心理投射。
预期很重要，是影响市场主体决策的关键因素。从部分宏观指标增速回落引发人们的担忧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上半年经济实现12.7%的高增长，其所点燃的乐观情绪还没持续多久，就遭遇这几个指标回调而带来心理冲击。这个冲击主要与此前的心理预期形成落差有关，由此，对经济形势是否出现重大变化、对就业和收入是否会产生影响等问题作出判断，进而影响到消费和投资决策。
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同比增长6.4%和8.5%，比6月份分别回落了1.9个和3.6个百分点；1-7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0.3%，比1-6月份回落2.3个百分点。这个变化的形成，主要是受短期因素的影响，与疫情与汛情叠加带来的冲击有关。7月份，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和自然灾害尤其是暴雨洪水等极端天气频发，对部分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比如，南京、扬州的输入性疫情暴发，郑州发生特大洪水等，正常的生产、生活、流通秩序被打乱，损失很大，这自然会传导到宏观经济大系统中，成为影响当月主要经济指标的重要因素。此外，还有一些宏观管理政策的出台，对教培行业的整顿以及对互联网行业的反垄断调查等，自然会产生即期影响，对未来的预期也会作出一定调整。
应当说，从增速看确实比之前有所回落，增长的步伐放慢了。但跳过短期因素看中长期趋势，这个速度虽然回落“超出预期”，但“仍在合理区间内”，提示经济还在复苏向好企稳的轨道上运行。而作为影响经济、影响预期的重要变量，疫情对我们的心理冲击会逐渐减弱，成熟、高效的抗“疫”经验和治理效能的大幅提升，已成为我们获得“最安全国家”称号的重要判断指标。只要严格落实相关制度，“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常态化防控工作不麻痹、不松懈，疫情影响就在可控范围内。可以预计，随着抗“疫”形势平稳、洪水等特大灾害气候的结束，相应指标的增速会出现较大幅度反弹。
当然，上半年公共财政赤字规模缩减约1.6万亿元；7月新增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少增6328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环比回落2.9个百分点，其中，基建投资增速从3.9%降至-1.6%。这些领域的数据变化和增速出现较快下滑，需要高度重视。
数字背后有乾坤。市场往往是从一些关键数据指标的变化中，灵敏捕捉政策调整的信号。对此，必须从源头确保这些数字变化所释放的信号是准确的，对引导市场预期是有正面意义的。如果是受短期因素影响发生暂时性波动的，就需要以权威的信息解读，及时同市场沟通，化解市场误解，引导市场预期。比如，公共财政赤字、社会融资等数据指标，往往是宏观政策取向的重要风向标、提示器，对预期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稳定预期很重要。无论是企业、社会还是个体，都希望未来稳定可期。尤其是，在一个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下，更是如此。但是，当下各种不确定性总是在不断叠加中引发人们内心的不安。这种不安的情绪很容易传染，让周围的人受到影响，甚至被裹挟。一旦这种不安成为一种普遍情绪，就会对社会稳定带来冲击。因此，关注社会情绪并管理好它，是社会治理的必修课，而最有效的管理办法就是，掌握市场难点、痛点和堵点，通过精准施策，稳定市场预期。
首先，以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化解就业难题。就业是民生之本，关乎生存、生活与尊严。今年的就业问题很特殊，不仅有909万普通高校毕业生走上社会，而且在“双减”政策之下教培行业有1000万从业人员面临重新选择，外加尚未就业的往届毕业生和灵活就业人员等，就业压力可想而知。这是社会的难点和痛点，必须以超常规的政策措施去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千方百计吸纳更多就业，以拆解“社会隐患”。
其次，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持市场主体发展。经济复苏向好，首要之举在于充分激发市场活力，而活力来自预期稳定下市场主体作出积极的消费投资决策。全球疫情反复、持续蔓延，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仍然缓慢脆弱，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冲击而致原材料价格较快上涨，芯片紧缺，生产、出口受阻，众多的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倒闭不少，全世界都如此。而中小企业作为就业的蓄水池，我们必须下大力气提升政策效能，多措并举，为中小企业纾困解难，破解融资难题，使之轻装上阵。
第三，以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为实体经济保驾护航。市场主体的信心来自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以及对其合法财产权利的严格保护，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真正做到外资、民资与国资一视同仁，平等竞争。同时，既保护又严格要求，无论是谁，都必须恪守规则、法律，既不谋求特殊化，也不赋予“超国民待遇”，更不“杀富济贫”，并将这些原则贯穿始终，从而在稳定的预期下，深挖市场机遇，促进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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