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
两宋前后存续300多年，经济繁荣、商业发达，国家财政收入更创造了中国历代之最。但是，这样一个空前富有的国家却屡屡被周边几个弱小政权欺负，对外战争一败涂地。媾和、岁币、偏安，“富而不强”的现象发人深思。
超级富国
宋朝建隆三年（962年），太祖赵匡胤命人刻了一座石碑，立在太庙寝殿的一间密室里，谓之“誓碑”。平时遮蔽得很严，任何人不得进入，只有太庙四季祭祀和新天子即位时这间密室才能打开，届时天子在一名不识字的宦官引领下进入，别人都不知道碑上刻的是
什么。
直到靖康之变后金人入侵，打开这间密室，大家才看到了碑上的内容。根据王夫之《宋论》的记载，这块神秘石碑上刻的是赵匡胤交代给后世子孙的话：“保全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不加农田之赋。”
这就是著名的“勒石三戒”，核心意思就是千万别瞎折腾。
赵匡胤的继承者们基本执行了这一方针，尤其在发展经济方面更为着力，按照赵匡胤在位时提出的“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的思路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积极倡导商业和海外贸易，使国家日益富有，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宋朝社会的繁华程度。
在“软实力”方面宋朝也很突出，它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经济、文化遗产，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产生在宋朝，“唐宋八大家”中宋朝占了六位，在农业、冶金、土木工程、造船、航海等科技方面，宋朝也有许多重要突破。
而从财政收入和GDP的数据中可以更直接地看出宋朝富有。据史料记载，北宋财政收入每年约1亿贯左右，南宋虽然土地大为缩小，但也可以达到这个数字，两宋财政收入的峰值为1.6亿贯。
“贯”是宋朝货币单位，1贯为1000文，合1两白银。
对比一下，明朝隆庆五年（1571年）朝廷财政收入才是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后的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财政收入不过白银400万两。清朝康乾盛世时期，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才勉强达到白银5000万两，从中可以看出宋朝财力的强大。
财政收入来源于税收，税收直接反映着社会生产总值，也就是GDP。宋朝税率不高，农业税、商业税的各项税率平均下来大致不超过“十五税一”的水平，如果按这个比率倒推，宋朝的GDP曾经达到过惊人的24亿两白银。
近来，有人按米价比价法和金银比价法对宋朝的GDP进行了推算，认为其折合现在的货币高达上千亿美元，占当时全世界GDP总量的50%甚至更高，不仅排名第一，而且独步天下，无人企及。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世界经济千年史》的作者麦迪森也认为：“早在公元10世纪时，中国在人均收入上已经是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国家。”
任人欺负
但是，经济大国不等于政治大国、军事强国，在对外交往中，经济大国宋朝表现得很差劲，甚至窝囊。
宋朝的主要对手是北方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北宋初期是辽和西夏，北宋末年是金，南宋后期是蒙元，两宋和它们频频交手，但都不是它们的对手，经常吃败仗。
北宋伐辽的幽州战役，宋军被辽军骑兵打得大败，名将杨业战死，北宋对辽从此转为战略防御；北宋伐西夏的好水川战役，30万宋军被西夏骑兵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名将任福战死；对金朝作战，宋朝几乎全线溃败，对方骑兵的一个冲锋就能轻易打到京师汴梁，宋朝先后有两个皇帝作了人家的俘虏。
通常都是大国“欺负”小国，在宋朝面前小国也敢“欺负”大国，它们频频主动发起进攻，而宋朝有时连决战的勇气都没有，一再主动媾和，向对手送上“岁币”，通过“破财”的办法来免灾。
两宋300多年中有87年留下了户籍和人口数字，其中真宗咸平元年（1003）为1427万，仁宗天圣元年（1023）为2545万，哲宗元祐元年（1086）为4007万。这还是官方的统计人数，据《中国人口史》推测，真实的人口数远远不止这些，最多时应达到8000万以上。
辽、西夏和金朝的人口无记载，据学者研究和蠡测，辽的人口大概在300万左右，西夏人口的峰值出现在1038年，不过240多万，金朝的女真人口为400万左右。
至于GDP，在宋朝面前北方的这些小政权几乎可以忽略。
百万“熊兵”
是什么原因让宋朝如此狼狈？
这比较复杂，总的来说是政策上的失误。唐安史之乱后，中国经历了200多年的割据状态，唐有藩镇之弊，五代十国期间“君弱臣强”的局面司空见惯，赵匡胤自己就是通过“黄袍加身”当上了皇帝，所以他后来才“权酒释兵权”，把军权集于一身。
兵马集中后都放在了京师附近，称为禁军，是宋军的主力。除此之外，各地还有一些地方武装，称为厢军。为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朝廷不断从厢军中抽调精壮士卒补充禁军，又把禁军中淘汰下来的人安排到厢军中，加上待遇也有很大不同，厢军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
但禁军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朝廷为解决流民问题，经常从灾民、流民甚至市井流氓中招兵，军人素质不断下降，数量却节节攀升。宋初禁军有22万，真宗时达到43万，仁宗时达到80万。林冲号称“八十万禁军教头”，是有来历的。厢军的数目没有禁军多，但二者相加最多时达到125万。
这是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且实行的是募兵制，官兵都是拿工资的，由朝廷全额负担。宋神宗时陈襄上奏，称当时“禁军有七十万”，每年“三千五百万缗之费”。1缗即1贯，仅禁军的费用每年就高达3500万贯，几乎占了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
所以，宋英宗时蔡襄说：“一岁所养，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国用无几矣！”
但另一方面，军队的战斗力却没有提高，募兵制造成的弊端显露无遗，重视数量忽视兵员的质量和日常训练，导致军人素质下降。《宋史》中有禁兵“多老疾不胜铠甲者”的记载，《文献通考》也说“宋有天下，兵愈多则国愈弱”。
北方政权多骑兵，宋朝不重视骑兵，仍然重点发展步兵，试图“以步制骑”，理由竟然是“计一骑之费，可赡步军五人”。
在指挥体制上，为防止藩镇割据再次产生，宋朝设殿前、马、步三司掌管兵籍，由枢密院掌管用兵方略，而调动、指挥大权由天子直接掌管，又制定“更戌法”，使兵将分离，“兵不识将，将不识兵”。
冗兵、缺乏训练、不重视军事技术、指挥体系效率低下，这些使宋军的战斗力很差，虽然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都投给了军费，虽然拥有上百万的庞大兵额，也弱不经打。
不仅打不过北方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就连内部发生一些小规模民变，宋军也常被搞得手忙脚乱。《宋史》记载：“其后江浙盗起，攻陷州邑，东南将兵，望风逃溃，无复能战。”
值得深思
汉，被称为强汉，“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唐，被称为盛唐，“横制六合，骏奔百蛮”。
这两个朝代的经济实力均远逊于宋朝，但它们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与之相比，宋朝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发达、科技也最先进，本应该创造出更大的成就，但留下的却是“直把杭州作汴州”式的苟且；本应该创造“史上最强盛王朝”的神话，却留下了被小国欺负的“笑话”。
所以，经济实力并非一切，甚至科技、文化成就也不代表真正的强大，国富并非国强，由富有走向强大还需要正确的国策。
宋朝为防止前代积弊而设立了新的制度，客观地说这些制度发挥了一定作用，两宋300多年里，朝廷无政变、地方无割据，这在历代中是罕见的。但这种制度带来的冗兵、冗官、冗费的弊端，自身却无法克服。
同时，经济发达和生活富足也消弥了一部分人奋发进取的精神。宋朝文人地位较高，所谓“书生治国”，但除少数有识之士外，大多数已成为富有阶层或“中产阶级”的精英分子们只追求眼前利益，以享乐至上，一遇到战争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花钱买平安。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萧太后和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包围了澶州，宋真宗勉强打起精神迎敌，两军阵前辽军主将萧挞凛意外中箭身亡，萧太后十分害怕，想撤军心又不甘，提出讲和。
眼看就是一场胜仗，但在曹利等投降派的鼓动下，宋真宗同意赔款。双方最后达成协议，宋朝每年送上绢20万匹、银10万两的所谓“助军旅之费”辽军撤兵，说得虽然还算好听，其实是大国向小国纳贡。
西夏听说还有这样的好事，当年就兴兵南下，宋真宗这回干脆打都不打了，直接照上面的方法办理。
“富而不强”招豺狼，GDP解决不了所有问题，只富有不强大反而诱惑着别人来侵夺，只有民富国强才是人间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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