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杜悦英
有一则产业笑话流传甚广：全球钢产量排名，第一名中国（不包括河北省）；第二名中国河北省（不包括唐山市）；第三名中国河北省唐山市（不包括瞒报产量）；第四至八名分别是日、美、印、俄、韩；第九名是中国河北省唐山市的瞒报产量；第十名德国。
这虽属戏谑，但亦可从中一窥中国钢铁行业产能现状。与之相应的则是，2015年，国家工信部官网登载的一份材料给出结论称，钢铁行业产能依然过剩，企业效益两极分化。
上述材料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粗钢产能已达11.6亿吨，仍处于较高水平。从企业效益看，重点大中型企业中实现利润前20名企业总体盈利280亿元，占行业利润总额的92%；亏损企业19家，累计亏损116亿元，企业盈利水平两极分化严重。
钢铁行业只是当前产能过剩问题的一个缩影。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列出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中，“去产能”位列其首。
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去产能”的任务相呼应，2015年12月24日，2016年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举行，工信部部长苗圩在会议报告中称，钢铁、煤炭、水泥、建材等行业产能已达到峰值，产能不减、价格疲软，PPI已连续45个月下跌，目前还看不到缓解迹象。本次会议亦透露，下一步将开展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化解过剩产能试点。
本轮“去产能”已是箭在弦上。“产能过剩”与“去产能”一直与市场经济相伴相生，这一并非新鲜的议题，现阶段出现了怎样的难题？眼下，“去产能”的突破口又在哪里？
新阶段的难题
按照国际规律，如果一个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低于75%，即判定该行业出现产能过剩。中国官方没有公布系统的产能利用率数据，但可参照行业的经济景气指标来判断是否出现产能过剩。比如行业的产品价格、利润增幅、企业亏损规模和数量、工资和就业，等等。这些经济景气指标与产能利用率是密切相关的，如果经济景气指标进入衰退区间，意味着该行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
根据工业化阶段、人均GDP、城市化率等国际通行的评价因子测算，现阶段中国钢铁、煤炭、水泥、建材等行业产能已达峰值。
“铁、煤炭、水泥、建材等行业的产能过剩属于‘绝对过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王晓明研究员对《中国发展观察》表示，在先后经历了“衣”“食”和“住”“行”相关行业的产能过剩阶段后，中国当前这一阶段以重化工行业为代表的产能过剩既有供给侧的问题，又有需求侧的问题。盘根错节的利益中，这些过剩产能的化解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产能过剩问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普遍性的现象，但“中国当前产能过剩问题有其深刻的发展阶段和体制机制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汪红驹研究员对《中国发展观察》表示。 他说，本轮产能过剩，一是由于经济快速增长条件下企业和地方政府对未来的乐观预期形成的过度投资。二是经济发展阶段转换时期国内增长速度放缓与全球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需求下降，导致过度投资形成的产能出现严重过剩。三是企业破产重组成本太高，导致“去产能”受阻。
王晓明研究员分析认为，钢铁、煤炭、水泥、建材等行业产能达到峰值，出现绝对过剩，需要化解是毋庸置疑的，但当前的困难在于：其一，从行业自身看，这些出现产能过剩行业的特点是，既为其他制造业提供原料，本行业亦有自用需求，这样的内、外双循环模式会给行业自身的发展带来放大效应，即在行业上升期能够“自我加速”，在行业下行期则会加速其萎缩，加剧产能过剩问题。其二，从体制机制来看，产能过剩行业大多是资源型行业，国企多，问题复杂。其三，对于这些现如今产能过剩的行业，政府通常在前期已投入许多资源参与其中，企业亦成为利税大户。这些产能若退出，必然对政府税收产生影响。遑论有时还会涉及中央—地方、地方—地方的利益博弈。其四，产能过剩行业，通常银行贷款比例较高，而过剩产能的退出将推高其贷款回收的风险。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产业组织研究室副主任郭朝先副研究员看来，本轮产能过剩的一个原因是政府产业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的失灵。
市场行为与政府作为本应有机结合，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初衷是为了纠正市场失灵，但实际上，因为政府未必掌握全面信息，于是其政策有时也会起不到相应作用，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并存，导致产能过剩。“有些产能过剩的行业恰恰是政府最为关注的行业”，郭朝先说，比如国家发布某项政策支持某些行业发展，信号发出，社会资本一哄而上，一下子为该行业产能过剩制造了温床。
“去产能”如何破题
与产能严重过剩密切相关的，是企业经营困难、财政收入下降、金融风险积累等风险。
“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化解，势必会加剧市场恶性竞争，造成行业亏损面扩大、企业职工失业、银行不良资产增加、能源资源瓶颈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直接危及产业健康发展，甚至影响到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大局”，汪红驹研究员分析。
“去产能”必将给产能过剩的行业企业带来“阵痛”，但是“阵痛的代价我们必须付，不能往后拖”，在王晓明研究员看来，本轮“去产能”势在必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提到，对于过剩产能，要“积极稳妥化解”。要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要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要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资本市场要配合企业兼并重组。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要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说，“去产能”就是要调整产业结构，“加减乘除”并举，处置“僵尸企业“，给优质企业提供更好的市场空间，增强优质企业的信心，优质企业能盈利了，就有能力实现提质增效。
2016年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原则进一步细化，提出分业施策调整存量，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制定实施机械、汽车、轻工、纺织、电子、建材等重点行业分业施策专项方案，支持困难行业加快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实现产品升级、转型转产、扭亏增盈。抓紧制定实施推动产业重组、处置“僵尸企业”总体方案，协调出台扶持措施，引导“僵尸企业”平稳退出，积极推进破局性、战略性兼并重组。多措并举化解产能过剩，开展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化解过剩产能试点。实施绿色制造工程。发布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方案，制定重点区域产业转移指南。加强对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的指导和管理。
经济进入“新常态”是本轮“去产能”的新背景。“新常态”的三大特点是经济增长减速，增长动力转换、经济结构优化，汪红驹研究员表示，需要根据“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思路化解产能过剩，在此基础上，在进一步完善社保托底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低效率的“僵尸企业”的破产力度，以破产“僵尸企业”为重点化解产能过剩，甚至包括一批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在具体推进过程中，要以效率标准为主分析“僵尸企业”的类型，尤其是努力破产一批处于产业集中度比较低的重化工行业的企业效益差、环境问题大的企业，这可以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紧密结合起来。
他提醒，在过剩产能化解过程中，要协调各部门、各主体的利益，在相关各方平等参与的前提下，降低企业重组成本，并改变过去企业和地方政府同质化竞争和过度投资的激励机制。
王晓明研究员则建议，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要注重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化占有市场，力促技术升级，塑造品牌意识，进行海外布局，真正实现“全球生产”，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公开出版的《中国企业发展报告2015》也表明，在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的同时，也有一些行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行业）存在良好的发展空间，这为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创造了良好条件。
产能过剩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市场解决。“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形成新的内在竞争力，为消费者创造价值。同时政府要做好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等‘托底’的工作。”王晓明表示。
绿色升级是方向
“从水平式的工业化到立体式的工业化，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一靠信息化，二靠绿色化”，郭朝先副研究员说。
2016年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特别提到，要多措并举化解产能过剩。通过严格环保、能耗、技术等标准，利用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加大特困行业过剩产能化解力度。开展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化解过剩产能试点。严控新增产能，依法依规查处顶风审批扩能。实施绿色制造工程。在清洁生产、节能降耗、污染治理、循环利用等重要环节，实施一批重大改造项目和示范工程。
在汪红驹研究员看来，“去产能”“调结构”和“制造业绿色转型”同步推进是新常态下优化经济结构的理想目标，特别是对于亟待“去产能”的钢铁、煤炭、水泥、建材等传统的高耗能、高排放行业。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显示，工业化进程带来环境污染，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就是说，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
目前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具有高耗能、高排放等特点，按照效率优先的原则清理重组这部分过剩产能，必然推动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和制造业绿色转型。严格执行环保标准；将环境污染的成本内部化，防止过去高污染低成本的发展模式再次发生；“创新和建立激励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是中国制造业绿色升级的着力点”，郭朝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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