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彩虹
体制“万能主义”和“懒惰主义”
中国近几十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功，不仅带来了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大和百姓生活的富足，也带来了国人思维方式天翻地覆的变化。每当遇到问题难以解决时，人们便剑指体制，认定既有的体制无法提供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或基础支持。在此思维导向下，改革现存体制，自然就是不二选择。这也就是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革旧布新，却一直还在呼唤、推动并进行各种各样改革的缘由。诚然，不断演进的改革，破解了原有体制下大量的问题。如此的体制改革绩效，叠加起了更大的激励，那个被术语化的“改革红利”之说，早已成为了日常词汇而广为人知。
然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有些体制的变革，并没有带来相关问题的解决，反而形成了新体制下新的问题，并且在与原有问题的纠缠中，复杂化了新旧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还有一些体制的变革，表现为“分分合合”的来回“翻烧饼”，以“分”的体制对付“合”的问题，或是以“合”的体制对付“分”的问题，结果是“分”和“合”体制下各自的问题，仍然如故，体制调整成了日常事项；更有一些体制的变革，针对问题而去，却由于认知的不足，仅仅是完成相关问题的转移，并没有实现问题的解决，体制的变化只是自调“颜值”，无关乎真实问题，有时还掩盖问题，提供体制改革有效的假象。
以企业体制改革为例，长期以来令人头痛的“条条块块”等体制问题，至今仍然没有找到“唯一解”或“最优解”。不少企业都尝试过业务条线的“纵向体制”或事业部制，条线与条线之间的边界一经分列开来，企业实际上就成了多个独立利益体的“条条”物理拼图，凡是跨越条线的综合性业务，通常内部的协调成本非常之高，高到条线之间需要进行交易，交易的价格甚至超过外部市场水平；“大部门制”也是许多企业改革的现实选择，减少管理的“多头”是一个正确的改革目标，但“大部门制”在很多情况下，只是将原来分散在多部门的问题和矛盾，集中到少量部门而已，有些问题在一个部门得到了解决，而有些问题，则形成了“大部门”内部的矛盾，亦是迟迟难以解决；还有“扁平化”的体制改革，减少层级和减少部门具有同质性，扁平到某种程度之后，基层问题和矛盾直接上移到高层，由于高层缺乏足够的“微观能力”，高层出现管理混乱，一些管理“真空”出现，基层也失去了经营竞争力和秩序。
还有更为理想化的改革设计，即“矩阵式”的企业体制创造，试图破解条线和块块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纸面上画得清楚的纵横交叉“矩阵”，实际运行中却流于形式。许多企业的类似改革，终极还是落入到某种传统的“条条”或“块块”体制之中，必须依靠某些价值观、文化理念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管理人员的个人权威或是命令等，来弥补体制的不足。不客气地讲，“矩阵企业”的空中理想，一直就没有落实到地面上过。
从体制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效和某些体制调整的效果欠佳，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体制变革并非万能。换言之，除了体制改革，我们还应当去发现和认知体制之外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有针对性地破解现实经济中的难题。颇为令人费解的是，即使体制调整未能达到设计效能，人们还是更多地从体制的视角，去看待所遇问题，仍然寄望于再一次的体制改革来解决问题。如此而行，体制改革常态化起来。甚至于，一些组织特别是企业，只要“一把手”调整，新一轮的改革就在所难免。
在这样的格局之下，一方面，体制改革成了“主业”，改革自身的成本大大增加；另一方面，业务的经营管理“双重地”受到影响——既难以获取和配置充足的各类资源，又在新旧体制的频繁变化中无所适从。如果说，这样的体制改革最终仍然无法覆盖成本，并获取“改革红利”，那么，再一次的体制调整又得鸣锣开场。这样的体制变革，就成了实实在在的“体制折腾”。毫无疑问，如若没有足够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绝大多数企业是无法承受这样的改革成本的。这不是理论的推测，我们有些企业，就是在这样的反复“折腾”中，走向了极度的困境，甚至于走向消亡。
这显然是体制“万能主义”的思维方式在作怪。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思维方式呢？除了以往改革成功的巨大激励外，至少有另外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
一是人们很少考虑“改革成本”，或是即使考虑也不去计算“改革的全部成本”，认定改革是或基本是“免费”的制度调整，只带来净收益。当我们听到“这必须改革”的说法时，大多数情况下，说者的全部指向只是遇到的问题，很少想到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才能建设起解决问题的新体制。而且，对于某些改革主体而言，如垄断性企业，由于它具有“垄断利润”或是改革成本可以转化给外部（如调价等），“改革成本”也的确不必斤斤计较。既然改革可能带来问题的解决，又无成本之忧，何乐而不为呢？
二是人们迷信所有的问题，都是体制带来的。而且，人们迷信，存在一种最优的体制，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一旦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改变现行体制就是解决问题的代名词——只要按照某种理想的思路，建造出全新的最好体制，问题就会消失。为此，在我们现实大量的调查研究报告里，“体制不合理”、“改革不到位”或“改革不彻底”一类的字眼，出现频率之高，令人惊叹。既然体制一定是问题的根源，不拿体制开刀，何以解题呢？更何况，新体制之钥匙，必打开旧问题之锁无疑。
应当说，在当下，体制“万能主义”的思维方式是具有相当普遍性的。需要警觉的在于，当体制“万能”成为一种思维惯性时，它往前走一步，便是体制思维的“懒惰主义”。这是因为，基于对体制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笃信，人们可以不假思索，一味简单地从“体制不合理”上去寻找答案——凡涉问题者，皆出自于现体制；凡破解之途，皆寄望在新体制。由此而来，一个可怕的体制“懒惰主义”萌生出来了。实际上，从某个视角上看，体制的“万能主义”也就是“懒惰主义”。
更需要警觉的在于，这种思维，会带来未曾深思熟虑的“新”体制对“旧”体制否定的反反复复调整。这种调整不仅无法解决遇到的问题，其试图解决问题的设计和实践，由于缺乏缜密研判，针对性弱，本身就是一个新的问题。因此，思维上的体制“懒惰主义”，以其“懒得思考”而无需“心思”耗费，却必定会引致改革实践曲折复杂，在收效甚微的同时，带来巨大的体制变革成本。
体制思维的“两大误区”
几千年以来，人类的思维方式是颇为多元的。但综合起来看，无外乎两种：一种是极端性的思维方式，另一种则是非极端性的。历史表明，人类很容易走向极端性思维，并且对其中的“极端性”，却不容易有“自知之明”。换言之，尽管大多数人并不倾向于“极端性”，有的甚至反对“极端性”，但许多人经常进行着自我并未在意的极端性思维。这一点，应当与人类的信仰相关。对于相信特别是坚信不疑的东西，人们极易将其推崇到“至上”之位，极端性就有了。上面关于体制思维的“万能主义”，显然就是极端性的思维问题。
极端性思维是一种过度夸大、接近扭曲、远离实际的思维。在体制思维里，有“两大误区”，将此等思维的特性，展现得淋漓尽致。它们就是，“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体制”（以下简称“问题体制”），“一定存在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最佳体制”（以下简称“最佳体制”）。颇具意味的是，许多人并不一定明确地用如此语言表达，却在研究体制问题和实践运作上，将此等“误区”表现得非常充分。诚然，根植于意识深处的东西，总是要显露出来的。
我们先看第一个误区。这是一眼就能辨清正误的思维判断：现实世界里，不可能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体制。有些悲情的是，人们常常如此思维，却不去分辨其正误。如果我们简化对一个组织的认知，将体制和人确定为构成组织的两大元素，那么，这一误区所展示的，就是过度夸大了体制的“问题”功能。与此同时，则将人产生“问题”的机能抹去了。鉴于现实世界里，人必定是“问题”的制造者之一，这一误区，也就是人为地将许多“问题”，从人那里转移到了体制之上。表面上看，如此的思维判断，痛陈体制之弊，发现了问题所在；实际上，则是对现实的扭曲。其中，人，被排除在产生问题的源头之外，似乎被赋予了一种完美，但这等不切实际的衬托，只能说，人是被忽略不计的。在一个组织里，如果人没有得到起码的重视，这个组织就不可能是完备的。由此而论，第一误区之“误”，一方面，在于将“问题”极端性地强加于体制；另一方面，则否定了人的存在。这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思维。
仍以企业为例。一个企业不只有体制问题，还有战略问题、管理问题和执行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自然会关联到体制，但同时，更关联到人。特别是，在体制相对成型的企业里，绝大部分问题，都是如何确定好的战略，如何实现好的管控，特别是如何激励起所有层面的执行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问题。在这里，人的因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我们心目中只有体制而没有人，一味地将本来关联人的问题，强行地划列到体制范围内时，我们便驶进了“南辕北辙”的极端性思维之轨。试想，这等思维之下的问题求解之道，只可能从体制改革或调整方面动手，由于问题更多关联人而非体制，指望体制转变带来问题消失，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误区是理想主义结出的“梦幻之果”。这也是一眼就能分辨正误的思维判断：现实世界里，不可能存在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最佳体制。同样悲情的是，人们偏偏相信，至少愿意相信有这样的体制，只是我们还没有构建完成或改革到位而已。特别是，一些在位者通常认为，最佳体制之所以还未达至，或因过往的环境或条件不够，或因先行者努力方向不对甚至于努力程度不够。潜台词就是，最佳体制是一定有的；而且，今天与昨天相比，环境和条件更好，变革的方向更明，只要加倍努力，体制的巅峰并非遥不可及。
从本质上看，这一误区，与“问题体制”异曲同工。关键点在于，它只见体制不见人。具体地说，它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将某种体制等同于解决问题的全部所在，极端性的“最佳体制”自然就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全部所在了，人的因素完全彻底地消失。相比于“问题体制”，“最佳体制”之说，以一种“乌托邦式”的虚幻预计，不只是用体制代替了人的作用，更是代替了现实的真切。无疑，那些真实存在的问题，一旦拿到虚化的空间去解决，结果只能是纸上谈兵，成为某种思维的游戏，而问题依然是真实存在的。如果将这样的思维游戏，演化成体制改革的设计蓝图，结果必定是严重脱离实际，要么被束之高阁，要么因推行困难而半途而废。因此，这一误区表现的，不仅仅是思维的残缺不全，还有空想或幻想的特质。
从人和体制的关系上去看待体制
认清了“问题体制”和“最佳体制”思维的缺陷，我们就会积极地转向思考现实社会体系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人。事实上，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忽略过人自身的特殊重要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人类创造出来的制度和技术工具越发地强大，让人类在这些自己的创造物之前，产生了某种迷离和颠倒：强大的工具被提升到了管控者的位置，人则退居位于次席。回归人的主位，一直就是人类需要经常自我觉悟的问题。在思考体制问题时，不论涉及问题的产生原由，还是涉及解决问题的途径，加入“人”这一因素，不仅有完善思维方式的价值，进而形成合理的变革实践，还有复归人主体地位的至高意义。
仔细想来，“只见体制不见人”的思维方式，也不是完全没有“人”的影子。只不过，这种思维方式，突出的是“体制治人”，而不是“体制治于人”，“人”被忽略不计就是理所当然的。那种耳熟能详的“好体制出好人，坏体制出坏人”说法，在某种语境或条件下，不只是体制改革的名言，也是体制改革的正确理念，但若是极端化其中的“体制”，尤其是极端化其中的“好”和“坏”，“人”仅仅为体制下完全被动的跟随者，毫无疑问，我们就掉进体制“万能”的陷阱了。这一点，也提醒我们，加入“人”来看待体制问题，也不应当走另外一个极端：只见人而不见体制。那是另外一个思维的陷阱。
那么，应当如何将“人”加入到体制问题中来呢？
一是，时刻不忘人和体制不可分离的关系。在现代社会里，任何人都是在一定的体制里生存和生活的，不存在“体制外”的人，也不存在“人”之外的体制。由此出发，我们便容易判断什么是好的体制——当某种体制最适合于该体制下的人充分发挥潜能，最优地解决遇到的问题时，这样的体制就是好的。相反，就是不好或不合理的体制。由于人与人的不同，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甚至不同性别、年龄、经历的人，具有不同的潜能，因而要求有不同的体制相契合。这就告诉我们，虽然没有一般的最佳体制，却一定有特殊的、历史的和具体的最适合某些人在某时、某地和某种环境下潜能发挥的最佳体制。推论开来，在A处最佳的体制，在B处不一定最佳；此时最佳的体制，不一定彼时最佳；甲群体下最佳的体制，不一定在乙群体下最佳，等等，这取决于体制和“人”处于何种特定关系。可见，有了“人”，体制的思维就会完备起来，改革的选择也会指向明确，改革的效能便有望最大。
二是时刻注意分辨现实存在的问题，究竟是因“人”而来还是因体制而来。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避免问题的“张冠李戴”，形成真正清晰的“问题导向”，引致问题的有效解决。例如，在现代企业治理中，我们常常过于重视治理体制的建设，“三会一层”精巧完备，各种委员会、办公室林立，却没有足够重视治理者的能力水准。实际上，治理中的许多问题，恰恰是由治理能力带来的，不是源自于体制。通常情况下，治理者不会自我承认治理能力弱；片面的体制思维，又让决定“谁为治理者”的人们，更多地从体制上去寻找问题根源。这样一来，“宁得罪体制，也不得罪人”的实际运作就有了厚实的基础，许多现实问题的解决当然无从谈起。加入“人”作为问题的源头之一，实是不可或缺的。
三是时刻注意人和体制的互补性。理论和实践都表明，人和体制之间，存在优劣和强弱的巨大互补性——体制之优，大可弥补人之能力不足；而人之优，亦可弥补体制之缺陷。高度注意这种互补性，一方面，持续地维护“优体制”的运行或是持续地激励“优治理者”的能力发挥；另一方面，给予人或是体制“短板”的劣势或弱点更多地调适，通过提高人的能力，或改善体制的功能，最后实现人的潜能与体制之间特殊的、历史的和具体的最佳契合。事实上，在现实世界里，一直就存在一个如何让体制适合“强人”，或是让人跟上“先进体制”的战略到战术问题，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构造出了人和体制之间特殊关系的主核。这一点，不论如何重视，都不算过分。
当我们从仅仅思考体制问题，转向从人和体制的关系上来讨论问题时，一个重要的推论出现。这就是，基于人和体制不可分离的关系，基于人也是现实社会问题产生的一个源头，还有人和体制之间巨大的互补性，我们所注重的，就不应仅仅是体制的改革和完善，还要有人的能力提高和人的素质完善——培养人、锻炼人和塑造人，让人获得全面发展的时空，应当享有和体制改革同样的地位。需要强调的是，在体制思维片面性相当强烈的当下，我们尤其要关注的，就是人，就是我们自己，而不只是我们发现、发明和创造出来的体制。
作者单位：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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