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良敏
最新的全国统计公报一出，劳动力市场出现“双减”（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流动人口减少）的新变化就引起各方关注，这为寒冬中艰难前行的经济增添了复杂因素，个中逻辑关联需要细细品味。这不是小事，事关未来发展大局。
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并非2015年才出现。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首次出现下降，较上年减少345万。彼时，学术界就有专家惊呼“刘易斯拐点”开始出现，中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未富先老，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不过，关于“拐点”是否已经出现尚存争论。此后几年的情况基本结束了这种争论，正是从2012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出现持续减少：2013年减少244万，2014年减少371万，2015年减少487万，连续四年累计减少1447万。由此，人口形势出现逆转，一直认为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固化思维被惊醒。其实，早在2005年前后，我国就已经出现“民工荒”、“招工难”现象。只是当时，学术界和决策部门更多地强调这种现象是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而没有明确认识到劳动力供给形势正在出现根本性的转变，从而错失了提前调整的机遇。
现在回头看，劳动人口供给形势的变化确实带来了诸多难题。对企业来说，“招工难”导致企业用工成本持续上升，竞争力不断减弱直至消失；对地方政府来说，劳动力供给短缺成本上升带来大面积的企业倒闭或者产业向外转移，出现产业空洞化现象，财政收入吃紧；对社保体系来说，收付压力加大，尤其像东北等人口不但减少且大量外流地区，形势更为严峻。
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同时，首次出现的流动人口减少现象也值得高度关注。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全国人户分离人口2.94亿人，比上年末减少377万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47亿人，比上年末减少568万人。
流动人口的减少，首先与劳动人口的减少存在关联；其次，改革开放之初冲向城市务工的第一代农民工已经年老体衰，难以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从城里“退休”回到了乡下，这一批人数量不小；第三，素质相对较高的“一代半”或者二代农民工，在城市里见了世面、积累了资金，恰逢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地理阻隔，交通物流成本下降，于是有不少选择回乡创业；第四，一批青壮年农民工，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随行的子女无法在居住地就学和参加中高考，被迫举家回迁。
人口及劳动力形势的变化事关发展全局。一方面，对城市来说，由于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力成本会继续上升，与经济下行趋势逆向而动，这对于困境中的经济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好消息，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聚集的地区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对农村来说，部分农民工的回流，不仅带来了经过工业化大生产训练的优质劳动力，而且带来了资本和技术，就地就近创业就业，借助互联网工具，实现一二三产业在农村地区的融合发展，有可能成为农村创业的一支生力军。从长远看，这将有利于城乡差距的缩小，有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对此，政府部门应该出台鼓励和引导的政策，扶持这支生力军。
当然，一段时期内城市经济受到的冲击和影响需要重视，做好政策引导。正如今年一号文件所说，既要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创业，又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既要大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创业，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又要稳定并扩大外出农民工规模。其意在于，两者要兼顾，农村需要要素回流改变面貌，城市仍然需要农民工帮助发展，希望符合条件和有意愿的农民工在城市扎根落户。这既是推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抓手，又是城乡统筹、协同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此，我们必须郑重提出，城市需要善待农民工，不光是要农民工干城里人不干的脏累险活，还要真诚接纳他们成为城市的平等一员，享受同样的公共服务，他们需要家、也需要爱。只有爱和包容，以及让农民工无差别地共享城市化带来的便利和福利，才能吸引他们自愿、有序地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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