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胜阻
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十三五”规划建议），其理论上最大的突破是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中，绿色发展是“十三五”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底色，而绿色发展一定要有绿色金融的支持。
绿色发展是“十三五”社会经济发展的底色
首先，应当看到，由于过去的发展方式过于粗放，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十三五”中国经济亟需实现绿色转型。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绿色”一词出现21次，成为高频词之一，同时，“绿色富国”“绿色惠民”的说法被首次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将带来一系列新政策。它不仅涉及环境保护问题，也会带来产业发展的机遇。在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新能源、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都与绿色发展有关。绿色发展也会带来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如2014年，北京市政府宣布要投入7600亿元治理雾霾，治理雾霾的过程就会带来巨大的市场机遇。
在坚持绿色发展的过程中，要树立全球性生态视野。当今世界，有三重危机倒逼经济发展绿色转型：一是全球性金融危机，二是资源能源短缺，三是环境污染。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出现大衰退，但是低碳行业逆势上扬，增长了75%。现在，美国推出了以新能源产业为核心的绿色新政；欧盟提出经济复苏与低碳经济转型相结合，欧洲2020战略把创新和绿色增长作为提高欧洲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战略；德国宣布要实现向清洁能源完全转化的工业化；日本着眼未来，推动低碳革命；韩国已将绿色发展纳入国家发展战略；2012年在里约举办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把绿色增长作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从全球来看，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也有三个阶段，分别为：成功的代价，宝贵的觉醒，现在则进入奋起的飞跃阶段。绿色发展已成为各国发展的共识，各国也采取了众多对应的新政策。
在我国重点区域的发展过程中要坚持绿色发展战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第一要务是解决绿色发展问题。北京现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城市病，大气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已不必再强调，水危机亦迫在眉睫。2014年全国“两会”上有一份提案，认为水危机是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危机。人让水病，水让人病，人水关系急剧恶化。有外国媒体评论说，中国正面临一个远比制造业增长放缓或是房地产市场泡沫更加严重的水环境问题、水安全问题。北京的人口总数由1949年建国初期的420多万增至现在的2000多万，人口的剧增给资源环境承载力带来巨大考验。
在北京，人均水资源量只有102立方米，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20，更不到全世界平均水平的1/80。依托南水北调工程，北京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能够增加50立方米，但南水北调的代价大、成本高，能否彻底解决北京的水资源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一位美国未来学家曾经做过一项研究，认为未来世界会有十大超级城市，入选的中国城市有上海、武汉，却没有北京。这位学者在解释为何上海和武汉能够入选时说，水是一个城市的生命之源，超级城市最重要的是有水资源的保障。上海和武汉入选，都是因为水资源充足的缘故。水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极其重要。为了发展，北京市不得不持续超量抽取地下水，导致平原地区的地下水位年均下降1.1米，已经形成2650平方公里的沉降区，直接威胁北京的生态安全、城市安全。
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三大战略之一的区域，其环境保护已被列为2016年重点推进的三件大事之一。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长江经济带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就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定下了基调。长江水路具有运量大、能耗小、成本低、占地少、污染轻等比较优势，且水运成本仅为铁路的1/6、公路的1/28、航空的1/78，是“黄金水道”。我们不仅要看到长江经济带的水运优势十分明显，也必须看到它的生态非常脆弱，必须把长江水资源保护放在第一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而城镇化的发展要与当地水资源、水环境相适应。当前，城市群已成为我国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与主平台，我国城市群总数已经超过30个，预计未来5－10年，城市群将聚集82%的人口和92%的经济规模。长江流域现在有三大城市群，分别为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以武汉为中心）、成渝城市群。可以想见，三大城市群会带来“金山银山”，但是能不能守住“绿水青山”，将成为城市群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
当前，污染治理是最大的民生期待。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显示，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即环境质量与收入为倒U型关系。按照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我国当前以雾霾为代表的环境污染问题和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但是，我们不能有“宿命论”，不能坐等经济高度发展后再治理环境，必须把污染治理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发展绿色经济的着力点
发展绿色经济要践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兼顾生态、经济、社会三种效益。发展绿色经济、建设生态文明，主要包括以下六点内容：一是绿色经济涉及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三大板块，二是发展绿色经济要依靠企业、农户与政府三大主体，三是要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大效益，四是绿色经济发展要有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三大支撑，五是绿色发展由技术、金融、文化“三轮驱动”，六是绿色发展要以生态、民生、经济三大目标，形成“三星捧月”。
绿色发展是生态问题、民生问题，也是经济问题，特别是绿色产业、绿色经济。要用“双手”、“双轮”来推动绿色消费和绿色营销，将绿色技术和绿色设计结合起来。“双手”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双轮”是绿色技术和绿色金融的“双轮创新驱动”。坚持绿色发展，需要由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文化引领。要有生态价值观、生态道德观，政府官员要有生态政绩观，百姓要有生态消费观（绿色消费）。总体而言，发展绿色经济需要绿色文化引领、绿色标准约束、绿色政策激励、绿色科技支撑、绿色产业推动以及绿色法律保障。
坚持绿色发展，要建立技术文化引领机制。据研究，美国现在每创造1美元的经济产出，其消耗的能源比30年前减少了47%，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技术的进步。要完善结构调整机制。研究表明，结构节能对实现节能目标的贡献为60%－70%。要健全政策激励机制，绿色发展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据世界银行统计，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只能解决20%的节能问题，有更多、更重要的环境问题要靠政府来解决。同时，要建立市场诱导机制、完善社会参与机制。
发展绿色金融，引领绿色发展
“十三五”时期，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是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绿色金融体系。有预测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中国绿色产业的年投资需求在2万亿元人民币以上，而财政资金只能满足10％－15％的绿色投资需求，大量绿色投资必须来源于社会资本。因此，要引导商业银行完善绿色信贷机制，发挥金融市场支持绿色融资的功能。绿色金融工具包括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绿色基金、社会责任投资、环境证券化、碳金融等绿色金融产品。现在资本市场主要为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服务，而没有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足够支持。有研究表明，伦敦股票交易所和纽约股票交易所旗下上市公司隐含的二氧化碳密集度在2011－2013年间分别提高了7%和37%。
改革创新绿色金融，要通过立法，强制性要求上市公司和发行债券的企业披露环境信息，披露环境信息是企业非常重要的社会责任。
在绿色金融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是发展碳交易市场。碳交易能够促进减少工业化石能源的利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实现生态保护。例如，张家口崇礼县是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地之一，正在实行碳汇试点，当地农民种树就可以获得收益，有利于保护冬奥会举办地环境。污染治理既要靠政府，也要靠市场手段。碳市场是治理污染的有效市场手段，这是一种新概念（碳可以成为商品）、新市场（碳可以进行交易）、新契机（碳可以获得融资）。污染治理的两种市场手段一是以价格为基础的手段，如环境税；二是以数量为基础的手段，如排污许可证交易。推进绿色金融发展，一方面要靠市场化，另一方面还要靠法治化。今后在《证券法》《商业银行法》和《保险法》等法律修订时，应当加上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绿色保险制度的有关规定，从法治上来保障绿色发展。
总之，要实现绿色发展，非常重要的是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绿色发展涉及技术创新、金融创新、文化引领等，应当多管齐下。
作者系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文是作者1月16日在“国研智库论坛·新年论坛2016”上的演讲，本刊记者杜悦英根据录音整理，发表前经作者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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