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海刚
曾经诗意的故乡，在越来越多的游子眼中，似乎正在变成“失意”的故乡。
今年春节，以返乡笔记、农村见闻为代表的“回乡体”风靡网络，形成一股农村话题热。实际上，在过年期间组织记者采写“回乡记录”是传统媒体多年前就有的惯常做法，只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达和自媒体的兴起，文章传播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加之更多非专业媒体人士加入记录者行列，遂使得对农村现状的观察与思考大规模地进入公众视野。
观诸这些“回乡体”文字，尽管多为碎片化的个案，且带有一定主观色彩，但将它们拼接起来，仍能大致勾勒出一幅中国乡村的整体图景。这也正是此类文字能够激起广泛共鸣的原因所在。
2000年，在湖北担任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给时任总理朱镕基写信，直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时隔十几年，众多返乡者笔下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稍加梳理即可发现，主要存在如下共性问题：青壮年人口外流造成的人口及产业“空心化”；村容村貌的破败和严重的环境污染；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欠缺；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匮乏；夫妻分居、儿童留守引发的社会伦理危机，等等。
表面上看，这些问题大都是由“现代化”带来的。比如，工业化、城市化被普遍认为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核心载体，在这个过程中，人口由乡村向城市聚集成为必然的结果，并由此导致农村的人口空心化以及经济社会凋敝；再比如，塑料、金属、化学品等“现代”垃圾产生的污染，特别是溶解和固体污染物进入水体而形成的面源污染，也是农村生活和生产现代化的产物。因此，对“故乡沦陷”的慨叹和对“田园牧歌”的怀恋常常交织在一起，进而衍生出对“现代化”的审视与诘问。
那么，现代化之于农村，是一个无法躲避的陷阱吗？我们认为，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现代化本身，而在于现代化的路径和方式。或者说，恰恰是由于农村的现代化程度不够，才会落入“现代化的陷阱”之中。
按照学界的通常观点，与西方国家基于内源因素的原发性现代化模式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典型的在外部刺激下诱发的感应性、追赶型现代化。体现在城乡发展上，就是城市和乡村的现代化进程不相匹配，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单向度的，农村长期扮演着向城市提供食品、原材料、劳动力的“输血者”角色，城市居于支配、攫取的地位，却少有对农村的反哺和带动。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我国农村在地域和人口（按户籍计算）上优于城市，但在实际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始终处于国家的边缘。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进城”成为诸多农村人口的梦想和选择，他们的涌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与繁荣。另一方面，这些“进城”农民又受限于严格的城乡二元体制而无法真正在城市扎根，甚至他们生于、长于城市的后代亦不得不在形式上维系着与早已陌生的乡村之间的联系；而那些留守在农村或者被迫从城市返乡的人们则失去了改造乡村、建设乡村的能力和动力。
以此观之，解决“三农”问题、打开乡村现代化之门的钥匙，在城市，更在农村自身。我们既要通过推行户籍制度等改革，降低农民进城落户门槛，加快城镇化进程；同时，更要致力于培育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现代化，包括器物的现代化、技术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器物和技术的现代化易，文化和制度的现代化难。就农村的现代化而言，当前尤其应当重视基层治理机制、治理能力的建设与改善。近些年来，农村社会政治生态的异化甚至劣化日益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及担忧。我们务须认识到，城乡之间巨大发展差距的背后，实质是权利获得和权利保障的差距；而这，与良好的治理体系和社会生态密切相关。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农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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