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奇
2013年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人总计2.6亿人，占总人口的16.7%，老年人口年净增800多万人，超过新增人口量，预计到2053年，我国60岁以上老人数将达到4.87亿人，占总人口的34.8%，“国未富，人先老”，“银发中国”的提前到来，使养老问题迫在国家的眉睫，迫在民族的眉睫，更迫在每一个家庭的眉睫。“养儿防老”“父母在不远游”“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传统理念已经被现实生活颠覆。高新科技的发展，人们对生命质量的追求，养老服务业的滞后，诸多现实对养老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对此，必须以全新的理念未雨绸缪，应对突如其来的养老问题。
一、重塑新理念
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子女数量减少及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功能的变化，加之人口流动的增加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等因素，导致人类社会进入多元养老时代，呈现四大趋势。其一是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延伸；其二是由道德养老向制度养老延伸；其三是“养儿防老”向“养官防老”延伸；其四是由他养为主向自养为主延伸。传统养老模式已经无法适应今天这个时代的需求，中国尤甚。
一是人口大流动使两亿多游子想尽孝而心有余、力不足，独在异乡为异客，鞭长莫及。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流动人口已达2.21亿人，目前全国农民工有2.7亿人，世界超过1亿人口的国家仅有12个，超过6000万人口的国家仅23个，可谓大国中流动着一个大国。农村留守老人超过5000万人，“门口栓着一条狗，家里留下老两口”是不少家庭的写照。远在天涯的子女，为了生活，有的经年不归，有的数年不归，尽孝只能靠电话和邮寄一点打工钱。“一万打工钱，三代离别泪”是农民工心境的真实写照。
二是物欲横流，亲情疏远，一些道德滑坡的人不愿养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伦理道德的约束规范，在敬畏感缺失、羞耻感淡漠、价值观混乱、潜规则盛行的当下社会，“金钱一站起来说话，道德就会趴下”。有人为了金钱可以舍弃亲情，赡养老人需要签订协议，父母想得到赡养需要对簿公堂，社会对此现象有的容忍、默认，有的麻木不仁，有的甚至鼓吹应学习西方抛弃亲情，推行契约养老。道德在养老问题上已经失去天然制高点。
三是面对日新月异的高新科技，老人无法跟上时代潮流，适应能力迟滞。传统社会老人是知识和经验的宝库，赡养老人可以获得老人经验和知识的传授、积累的社会关系的支持和抚养孙辈的便利。在网络信息时代，老人的知识与经验已失去价值，老人的威望和信誉及社会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所剩无几，尤其是面对手机、电脑等各种新技术的应用，老人更是应接不暇，被科技、被社会、被家庭、被子女、被生活边缘化。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提出“三喻文化”理论，精准概括了这一变化。三喻文化即农业社会的“前喻文化”，即文化的传承靠先辈的经验积累；工业社会的“并喻文化”，即文化的传承可以在同代人中进行；信息社会的“后喻文化”，即文化的传播由后辈向前辈进行，传递出现反转。面对新知识、新技术，老年人“回家问问孙子”的事经常发生。今天我们正进入这样一个“后喻文化”时代。
四是由于财务支配权和家庭决策权的丧失，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退居次要。随着年轻人收入的提高，经济地位的上升，尤其在农村，农民收入增长要依赖外出务工，传统的主干家庭已经转变为核心家庭，在诸如盖房购房，添置家具及家庭未来发展谋划的决策方面，多是年轻人当家定夺，老人已没有多少发言权。
五是家庭功能小型化带来养老功能弱化。1990年我国家庭户均人口3.96人，2000年3.44人，到2010年为3.10人，家庭越来越小，除核心家庭外，其他非核心化的小家庭式样，如空巢家庭、丁克家庭、单亲家庭等却不断增加，老人数量和比重不断上升。“2、4、8”的家庭结构已经出现，一对夫妇、双方父母及父母的父母，这种养老负担是任何家庭都无法承受的。
六是夫妻关系发生颠覆性变化，使孝道难尽。父系社会长期形成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已不复存在，夫妻双方同时参与经济社会活动，有的女性收入甚至高于男性。在这种形势下，由过去夫强妻弱变成了妻强夫弱。当儿子在家庭夫妻关系中处于弱势时，父母就很难从儿子那里得到支持。尽孝便成了难题。
全新的时代背景要求我们必须直面现实，重塑理念，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培育多元养老主体，打造一个多元互动、多元互补的养老服务体系，这个体系的基本构架是：家庭尽孝、社会尽力、市场尽能、政府尽责。
一是家庭应倡导孝道立家。中国有“二十四孝图”的范例，有“百善孝为先”的古训，有“以孝治天下”的王朝。孝道文化是我国社会的基本伦理，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居家养老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具有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孝道是传统家庭养老方式的思想与文化依托。今天，家庭养老模式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孝道观念的淡漠与消失，在家庭价值观中以孝彰显的核心价值中落。要重构家庭养老模式，首先必须重新树立“孝道立家”的道德规范，让孝道文化重新回到家庭道德的制高点上，重新成为家庭价值观的核心价值，让赡养老人是子女应尽的义务成为发自内心的“自律”，而不是来自外力的“他律”。政府在采取多种方式弘扬孝道文化的同时，还可以结合运用减免税费、经济补贴、社区监督、法律约束等多种手段，鼓励发展以家庭为基础的各种养老服务形式，使家庭回归到养老责任第一主体和主要承担载体的位置。
二是社会应引导全员参与。生老病死是人生规律，任何人都有走向老年的那一天，那一天都需要别人的关爱，今天你关爱别人，明天别人才会关爱你。应搭建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舆论平台，以广东清远为基地，把养老服务业高层论坛办成像博鳌论坛、达沃斯论坛那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论坛。社会应经常开展“我该怎样安放晚年”的醒世教育，唤起社会关爱老人的良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中华民族的古训，只有人人尊老、敬老、养老，社会才会和谐，才会健康发展。坚持多措并举，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多元合作的养老保障体系是当务之急。首先，应建立覆盖城乡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主要承担社区托老服务、对居家老人上门服务、中介服务、应急救助服务、健身康复服务、精神慰藉与文化娱乐服务。社区养老服务点是政府居家养老服务网络的最基层组织机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应该以政府投资兴办为主，鼓励社会力量通过与街道（乡镇）合作的形式参与。其次，应组织义工、志愿者做好社区养老服务。主要为那些行动不便、无法进行基本的家务劳动的老人服务，比如买菜、做饭以及一些简单的卫生整理。应动员具有专业优势的学校、医院、机关等事业单位以及一些社会上热衷于公益事业的组织及个人参与社区养老服务活动，做得好的给予奖励。对于做满一定时间的学生，可以从政府得到一定的奖学金，或者可以抵免轻度违法（比如驾车闯了红灯等），还可以规定必须无偿地为社会服务一定时间才能毕业等。应把尽力挖掘志愿者资源，建立完善的志愿者队伍作为各类群团组织的重要工作任务。再者，应建立老年组织，鼓励支持老人发展自我互助服务。
三是市场应孵化养老产业。养老产业涉及家政服务、医疗康复、饮食服装、食物保健、休闲旅游、金融地产等方方面面，是多产业相互交叉的综合性产业。应鼓励企业在城乡建立若干全产业链基地，发展养老服务业，这样可有效形成老年产业集群效应以及集群之间的互动效应。“全产业链”模式能够实现跨界互补式操作、同界联合运作，搭建起企业联盟优势平台，进而带动整个老年产业链上下游的发展，从而实现老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发育孵化“全产业链”社会化养老企业，必须以市场机制引导，引入多元投资主体，加大政府扶持和管理。要改变养老机构非营利的体制束缚，允许养老机构差别化经营。可以有偿服务、低偿服务、政府购买服务，经营者自负盈亏，促进善经营会管理的企业迅速成长为“全产业链”大型企业。
要按照政策引导、政府扶持、社会兴办、市场推动的原则，大力推进投资主体、投资方式多元化。要放宽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准入门槛。允许民办服务机构从小做起，边运作边发展，帮助企业规范管理，拓宽服务内容，或者采用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形式促进养老机构发展。在机构运作中，要做好监管工作，促进其规范化建设，各省市县应尽快成立养老服务行业协会。
四是政府应保底特殊人群。在“养儿防老”已经过渡到“制度养老”的今天，无论养老形式怎么改变，政府的职责只能强化，不能有丝毫削减。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急剧加深的情境下，又同时面临着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社会养老不成体系，机构养老供需紧张、服务水平不高的形势下，政府必须兜底解决家庭、社会不能解决的养老问题。坊间戏言，过去是“养儿防老”，今天是“养官防老”。官即政府，纳税人向政府纳税就是想让政府帮助解决自身解决不了的问题。一是失去独生子女或者独生子女一、二级残疾的老年人，他们为我国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做出了重大牺牲。有关方面估算，我国未来失独家庭大约在1500万左右，不解决好他们的养老问题，将是社会永远的痛。二是城乡“三无”老年人。对于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抚养人，或者其赡养人和抚养人确无赡养能力或者抚养能力的老人应该由政府兜底养老。三是重度残疾老年人。四是重点优抚对象。县级以上任命政府批准的对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老年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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