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 倪 高妍蕊
7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与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阿泽维多、国际劳工组织（ILO）总干事莱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古里亚以及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主席卡尼共同举行了“1+6”圆桌对话会。各方围绕“全球经济形势和挑战”与“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增长新动能”两个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并在宏观经济、结构性改革、国际经济治理等八大领域达成了广泛共识。
六大国际经济组织主要负责人与中国总理齐聚一堂，这对中国来说是第一次，对全球来说也是第一次。当前，全球经济复苏脆弱，又遇英国“脱欧”等特殊国际事件，在这一时间节点召开此次会议究竟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在全球贸易持续低迷，“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形势下，中国及各国际经济组织应如何继续推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促进包容性增长？“1+6”圆桌会议模式今后是否有望成为中国与国际组织沟通的常态化模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近日就相关问题接受了《中国发展观察》专访。
全球经济依旧“水深火热” “1+6”对话恰逢其时
《中国发展观察》：您对当前全球经济形势总体如何判断？在距离G20杭州峰会仅剩一个多月，又遇英国“脱欧”等特殊国际事件的特殊时刻，选择召开此次会议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
隆国强：当前，全球经济总体上仍处在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增长依旧乏力。究其原因，主要源于两方面因素的叠加：第一，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仍未真正消除；第二，无论是从经济短周期，还是从未来50年左右的经济长周期层面看，当前依旧处在经济增长的下行期。
在此背景下，我们看到，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情况亦有所区别。近年来，美国经济复苏情势逐渐趋好。与此同时，一些新兴经济体开始出现分化。具体来看，作为主要依靠内需和工业化来支撑经济发展的中国和印度，经济大势总体平稳。而俄罗斯、巴西、南非等国，由于其出口结构主要以初级产品为主，过去更多地受益于初级产品的高价格，因此，价格的大幅回落不仅使其国际收支出现问题，也使其财政整体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基于以上原因，全球资本跨境流动进一步加快，这势必带来新的风险。事实上，资本的跨境流动是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来源，将会影响和冲击一国汇率以及金融市场的稳定等诸多方面。总体来看，当前全球经济风险因素仍在积累，经济形势依旧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此时间节点，六大国际经济组织主要负责人与一国领导人齐聚一堂、共商对策，这不仅对中国来说是第一次，对全球来说也是第一次。而且，该六大国际经济组织在全球经济事务中均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并各有侧重——世界银行侧重于发展问题，IMF和FSB侧重于金融稳定，WTO侧重于贸易问题，OECD广泛关注全球问题，ILO侧重于劳动与就业等领域。
与此同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如今在全球宏观经济、贸易投资领域的影响力正日益提升。尤其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发动机”。2015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贡献率达到30%。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于外部经济的影响，同时，中国经济本身也有着很强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中国经济宏观政策的调整变化也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世界经济。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全面、高效、及时地进行国际经济政策的沟通与协调。“1+6”会议是在中国与六大国际经济组织之间召开的高层次对话交流，该对话机制的积极意义正在于对全球经济、金融政策的协调，以提振信心，旨在使国际组织更加准确地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潜力、问题、前景，深入了解中国政策调整的意图、背景、方向，同时亦有利于中国更好地研判未来世界经济的走势。
增长与包容：时代将赋予中国更多使命
《中国发展观察》：正如WTO总干事阿泽维多所说，当前世界面临的挑战除经济增速下跌外，贸易也是过去30年来最糟糕时期，已连续五年增速低于3%。在此背景下，中国及各国际组织应如何进一步促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以促进包容性增长？
隆国强：国际贸易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起到“发动机”的关键性作用，有力推动各国经济增长，特别是推动一些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利用外部资源（包括技术、资金、人才等）和外部市场，来推进工业化。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分工逐步深化的一大动力和表象在于贸易增速大于GDP增速。然而，近年来，已连续五年出现贸易低速增长甚至低于GDP增速的情况，个中原因十分复杂。首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总体需求不振直接影响到贸易领域。其次，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但客观来看，贸易保护主义目前尚未“脱轨”，没有出现明显与WTO规则相冲突的现象，也并未出现大规模的诸如反倾销、反补贴等，以贸易救济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的问题。第三，投资尤其是跨境投资对贸易的替代。贸易与投资的关系十分复杂，二者既相互促进，又具有替代效应。
对于今后中国及各国际组织应如何作为，首先应达成共识，进一步坚定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决心，这就需要进行国际协调。例如，2013年12月7日WTO达成的首个全球贸易协定——巴厘岛协定，对于贸易便利化已然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与此同时，在多边平台谈判领域目前却进展缓慢，而各种各样的区域贸易安排层出不穷，增量惊人。这亦成为现阶段全球贸易领域一个新现象，更将是今后推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新平台。
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趋势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提高全球资源配置效率的必然要求。大江东去，或将经历曲折，但相信，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最终仍将以不同方式得以不断深化与发展。
《中国发展观察》：与之前德法两国参与的“1+5”机制有所不同，此次对话新增加了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主席卡尼。在您看来，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加入释放出了什么信号？“1+6”圆桌会议模式今后是否会成为中国与国际经济组织沟通的常态化模式？
隆国强：金融稳定在当前全球经济领域中的地位与重要性已不言而喻。然而我们看到，当前全球金融总体并不稳定，大国间的宏观政策缺乏协调，汇率剧烈波动以及资本无序流动，欧洲银行体系近期亦开始出现问题。
在此背景下，作为中国来说，当务之急是“先维稳、再求进”。诚如李克强总理在圆桌会议上所言，“中国把自己的事办好，保持合理的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巨大的贡献。”当前，我们首先要防止出现新的金融风险，要守住可能出现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与此同时，也更加需要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携手致力于防范新的金融风险，通过改进全球金融监管、加强信息共享等手段，以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
此前，世界范围内较常出现的对话机制是“1+5”，此次对话新加入了FSB主席卡尼，这在一定意义上也表明了中国今后将在维护国际金融稳定方面肩负起更多责任与使命。
至于此次“1+6”圆桌对话会模式今后能否成为中国与全球各经济组织沟通的常态化模式，我个人持谨慎态度。因为本次“1+6”圆桌对话会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其并非G20的常态化组成部分，从过去G20峰会运行经验来看，此前也并没有惯例性地召开东道国元首与几大国际经济组织的对话会议。当然，既然有了第一次成功会晤，今后我们可以努力将其往常态化沟通模式上去促成。但事实是，国际六大经济组织很希望通过对话形式来促进相互沟通和理解。假设，今后某年的东道国是一个对全球经济影响相对较小的经济体，六大国际经济组织是否还会有如此浓烈的集中对话兴趣？我们不得而知。
在转型发展中应对全球化的新挑战
《中国发展观察》：今后，中国应怎样在这八大领域同国际经济组织加强合作、沟通协调？在全球贸易持续低迷，以孤立主义、保护主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形势下，中国经济发展应如何转型？又将面临哪些挑战？
隆国强：随着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入，我国的全球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我国与国际经济组织的对话交流也越来越频繁，沟通亦越来越深入。比如，我国与世界银行的交流沟通，过去我国主要从世行贷款，以及在改革过程中吸取其先进经验，如今我国则进一步加强了与其在宏观政策层面的机制性对话。例如，《2030年的中国》就是由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与世界银行行长联合商定，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开展联合研究的报告。该成果对于全球进一步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改革开放发展以来的历程、中国经济到2030年增长的前景等方面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影响力巨大。据说其已成为世界银行的Working Paper中下载量最大的一份报告。由此可见，如今我国与世界银行的合作与交流正愈来愈深入。
再比如，我国与OECD的沟通交流。我国不是OECD的成员。过去，我国更多地是与OECD就宏观政策、国有企业等领域进行对话。从2015年开始，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代表中国加入OECD发展中心。通过这种机制性的安排，今后我国与OECD的合作势必将更加深入。
过去多年中，我国与多个国际经济组织已经成功建立起大量的合作与交流机制。同时，在此过程中也反映出一些问题。首先是缺乏统筹。现在很多行政部门、智库等都在与国际组织进行协调交流。未来，我国内部迫切需要进一步增强协调，克服对外沟通协调的碎片化。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之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的改革任务。因此，今后国内必须加快研究，逐步完善对内对外的政策协调机制。
诚然，全球化既会带来经济增长、国际交流等益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新的挑战，比如跨境犯罪、非法移民、信息安全、传染病的跨境传染。全球化的益处不言而喻，如促进经济增长、贸易增长，让消费者有更多选择，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物质、文化、服务等。我们首先要看清楚全球化的方向。现今的确出现了一些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思潮甚至政策措施。比如英国“脱欧”就是一次标志性事件。这次事件也反映出公众对全球化进程中的益处与挑战的判断。但总体来看，全球化是利大于弊的。在此情况下，一方面要考虑如何让全球化带来的益处更好地发挥出来，这就需要通过国内的结构性改革，充分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另一方面，对于如何减少全球化带来的弊端，可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减少跨境犯罪。此次英国选择退出欧盟，某种程度上也正是为了减少自由化带来的移民冲击。
作为中国，今后同样要积极应对新挑战，努力抓住新机遇。在我看来，今后中国经济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将要面临以下几点新挑战：
第一，比较优势的转换。过去我们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低成本参与国际竞争，现在随着人口红利的转化，比较优势也在转变，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升级竞争力，来推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更好地升级。这其中包括几项重要任务：一是传统优势要转型升级。过去依靠低成本，如今则要通过技术、品牌、质量、服务来提升传统优势。二是资本技术密集领域总体并没有参与到全球竞争中去，今后应通过国内改革，重点提升此类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三是新技术革命带来了新经济、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很多新经济活动，我们应抓住机遇，在全球范围内抢得一席之地。四是服务。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在全球来看有一个反差，即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其实已经超过了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所以，中国须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来提升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全球新一轮经贸规则的构造。当前，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代表的新的全球经贸规则正在制定中。而这一新规则对中国而言，短期来看挑战较大。要从容应对这些新挑战的根本之道就是深化国内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增强国内产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新技术革命的演进。个人认为，新技术革命将带来的机遇大于挑战。因此，我们要积极拥抱新技术。国家已提出《中国制造2025》以及“互联网+”行动等战略规划，今后应将这些国家战略切实落到实处，同时不断地关注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进展，采取多方面措施抓住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今后在战略层面、政策层面、体制层面、开放层面，都需要出台新的举措，促进转型发展，从而更好地抓住新机遇，应对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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