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
从2016年1－7月民营资本投资断崖式下降的情况看，除了过去民营经济进入审批方面的“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开门迎客进去后的“关门打狗”，融资难和融资贵，以及税费、社保、运输、能源和土地等高成本原因以外，制造业已经全面过剩和溢满，而服务业体制僵化和没有完全放开，空间、资源、生态环境等新领域没有开放和拓展，社会事业领域开放很有限等，使许多民间资本无处投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一、服务业向国内外开放的体制改革
当年加入WTO时，我们只是较完全地开放了制造业，服务业各行业程度不同地没有开放或者半开放。结果，我们变成了制造业大国，发生了过剩；而服务业，如教育和医疗等领域，上学、看病难和贵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旅游业质量差、价格高，并且旅游消费大量外流，许多服务行业没有竞争，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是当年我们经济发展战略的一大失误。现在来看，需要加快传统服务业向民资、外资和社会力量开放的体制改革。
（1）对内彻底放开准入。改革教育、医疗、养老等体制，取消特许，放开准入，清理审批，特别是全面系统地检查、找出、清理中央和地方党政、教育、卫生、民政等各部门所有文件中，阻碍民营资本和社会力量进入的章条，予以废止，向民营资本和社会力量开放。
（2）对外开放，吸引外资，鼓励竞争。教育、医疗和养老健康体制要对外开放，向外资开放一些职业和高等教育领域，鼓励联合办学，允许外资投资办医院、设立诊所和医疗康复机构，也允许外资进入中国商业养老保险和养老设施、服务等领域，以加强竞争，引进技术，学习服务和管理经验，提高质量，降低成本。
（3）土地制度改革配套。旅游行业中，农村宅基地、耕地、林地、盐碱地、四荒地，以及其他建设用地在确定财产使用权后，向民营资金开放，特别是向城镇资金开放，可以以入股、承租、购买、合作等方式，进入农村旅游、生态旅游，鼓励投资建设生态旅游小镇，兴办农家乐、景点设施、旅游景区等，发展观光农业、农业产品加工、本地特色产业、休闲度假、健康养生、民俗文化等现代农村农业和服务业。
二、拓展新增长领域的体制改革
寻找推动经济新增长的新空间和新领域，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1）拓展经济增长新空间领域的改革。改革低空航运管理体制，从过去的军管向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民管转型和过渡。国民经济发展要为国防提供财力物力，国防体制也要向经济发展腾出低空领域这样的空间。在努力提高国防和安全等对空间飞行物的管控技术水平的同时，低空领域要放开，利于低空运输服务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放开通用机场建设用地等限制，加快通用航空器制造和配套产业链的标准建设和准入开放，加快飞行员培训体制的改革和开放，财政政策上鼓励航油加工技术进一步公平征税。
（2）拓展土地、淡水、林业和生态环境新领域的体制改革。结合土地财产使用权体制改革，加快可利用盐碱、沙漠、废弃工矿、四荒等土地，以及生态林地的投入、整治等体制转变，实行谁投资、谁有使用财产权的政策，并变国家投入为民间投入；变国家运营为个体和企业运营；变政府垄断交易、出租、抵押为土地财产使用权所有者通过市场交易、出租、抵押、入股和继承；变国家造林、护林为民间造林、护林。在用途和其他造林生态标准的规定下，可以发展林下和林间其他产业，可以适当放宽农舍等建设，来吸引投资，增加就业，促进增长。协调和理顺水务、城建、海洋等各方面的管理体制，出台土地、水利、税收等方面的政策，加快海水淡化及其综合利用产业的发展，使其成为21世纪中国快速扩张的投资建设和生产运营经济领域。改革旅游、生态、环境、食品和生产安全等体制，转变方式，将湿地保护、污染物处理、大气治理、食品和生产安全等，变成装备制造、综合深度利用、创造国民生产总值的新的增长领域。
三、拓展社会事业领域的体制改革
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开放社会事业领域，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新领域。各部门、各系统、各大事业单位都有国有超标的办公楼、疗养院、招待所、酒店、车辆、会议楼、印刷厂，还有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网站等，甚至幼儿园和干休所等，绝大部分人浮于事，资产利用率极低，占用和消耗大量的财政资源。可以推进这样一些改革：不动产确权永佃、资产赎买等方式，使一些可以企业化经营的技术研发、文化出版、新闻媒体、酒店招待所、疗养院干休院、教育培训中心、车餐会议后勤事务、社区退休服务等，设计盈利模式，通过内部管理和员工承改、出售、拍卖、分流等方式，进行公司化等改革，退出财政供养。
大力发展城乡社区自治。农村组织和城镇居民委员会自治行政干部，采取兼职和志愿者方式，以自治社区居民集中的费用解决其待遇；已经由财政发放工资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减少财政发放工资人数。并通过各种方式，如转岗、鼓励其创业等，盘活人才要素；通过自治组织，出租自有资产，创办集体和社区企业，盘活资源，除了村民和城镇居民交纳的费用外，通过创造财富来提供经费。
大力发展各类民间社会组织，发挥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作用，建立各方面的自律，形成国家—社区自治—社会组织—企业—家族的国家治理结构。应当改变观念，将民间社会组织纳入治国理政的一部分，学会在新的形势下发展和管理社会组织，不能管死，而是要放活，既要规范，又使其成为社会进步和促进发展的正能量。各类社会事务，也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有不同的会计制度，并纳入统计进行国民经济核算。一个国家有众多的社会组织，有活力和动力，形成大规模的社会服务，既可降低政府的执政成本，提高社会工作的效率，又能盘活被占用的要素和资源，放开一方面领域，增加社会服务，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新领域。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Visits: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