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瑞庭
2016年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延续持续下滑态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首当其冲”，到目前尚未出现明显扭转迹象。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国际市场需求疲软以及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加快的大背景下，日本对华投资出现趋势性下降既受国内多种因素影响，也与“安倍经济学”政策主张以及日本海外投资战略布局调整等外部因素密切相关，将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正反两方面影响，但总体上弊大于利，需主动作为并综合施策，最大限度地化解对我国的不利冲击。
日本对华实际投资额持续走低，目前尚未出现明显反转迹象
日本对华实际投资额（不含金融领域）在2012年到达峰值73.5亿美元后，连续三年出现负增长态势，到2015年已大幅下降至32.1亿美元，为2000年以来最低水平。2016年1-8月份，日本对华实际投资额为22.5亿美元，同比下降达28.8%，仅占同期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2.6%，较历史最高位萎缩近四个百分点。从企业类型来看，出口型日资企业在华投资额降幅明显，传统“日本研发+中国生产+第三国消费”的经营模式已难以为继。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2016-2017年内仅有19.2%的纺织出口型日资企业继续看好中国市场并将采取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策略。从企业性质来看，合资和独资类日企在华业务整体性收缩趋势凸显。以松下电器为例，继2013年关闭上海等离子电视工厂后，2015年再次关闭了山东济南液晶电视工厂，标志着松下电器已全面退出中国家电市场。同时，索尼、夏普、东芝、日立等传统日系“家电巨头”也纷纷采取降低成本、减少投资和调整产品线等方式逐步缩减在华业务规模。从行业分布来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撤资和迁移行为“首当其冲”。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一直以制造业为中心展开，随着“中国制造”的群体性崛起和日企对华要素比较优势的逐步减弱，近年来日本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正逐渐撤出中国市场。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统计，仅2014年就有133家日本制造业法人企业从华撤资，而同期在华新设立的制造业法人企业仅有24家。从地区分布来看，撤出的日资企业主要集中在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经济圈，仅就山东省而言，2015年日资企业数量就较2005年减少了近50%。从投资意愿来看，近年来日资企业在华扩大业务的意向已明显下滑。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最新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2016-2017年在华扩大业务的日企数量占比已下降至38.1%，显著低于印度、越南、东盟、印度尼西亚、泰国。
日本对华投资持续下降原因复杂
日本对华投资持续走低是内外多重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从国内因素来看，一是我国经济增速放缓致使对日资吸引力下降。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短期周期性因素和长期结构性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叠加，共同导致国内市场需求疲弱，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未来市场信心和微观主体预期形成负面影响，不少日企正是担心其在我国的发展前景和利润空间，进而作出压缩业务规模、减少投资甚至转移并撤资的决策。二是要素成本逐年上升，使得部分日企承受能力接近极限。劳动力成本方面，随着“低抚养比、高劳动力占比”人口结构优势的“褪去”，我国人口红利趋于消失。从工资水平来看，2004－201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由15920元上升至62029元，年均增幅达13.16%；2008－2014年，农民工平均月工资水平呈现阶梯式上涨态势，2008年为1340元，到2014年已升至2864元，六年间增长了2.1倍。从不同产业来看，2004－2015年，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由14251万提高至55324元，年均增幅达13.12%。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调查结果显示，当前有84.3%的日企认为，中国员工工资上涨是其在实际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未来在中国依靠成本优势来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的生产方式已难以奏效。汇率成本方面，近年来日元汇率持续贬值，日元相对人民币汇率已由2012年12月31日的1∶13.9下跌到2016年9月30日的1∶15.17，累计降幅达9.1%。日元贬值所造成汇兑损失使得以人民币计价并支付劳动力成本和运营成本的在华日资企业现金流压力急遽上升，并逐渐压缩了其产业上下游的盈利空间。此外，环境环保成本增加、资源能源价格走高以及超国民待遇消失等造成的成本上升也迫使日资企业加大综合投入，以应对来自不同环节的资金压力。三是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客观上造成部分日资企业撤离。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既会有高科技、高附加值、高利润企业出现（即增量调整），也伴随着低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企业的“关停倒闭”（即存量调整），那些忽视技术、效率、品质提升且未及时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重构”日资企业的生存空间必然会逐渐缩小，部分企业被迫撤离我国市场则将在所难免。
从日本因素来看，一方面，“安倍经济学”引导制造业“回归”并有意忽视我国市场。自安倍执政以来，日本政府先后推出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及经济增长新战略“三支箭”，试图通过一揽子措施来吸引制造业有序回归并推进日本经济复苏。从政策执行情况来看，安倍政府有意忽视我国市场，多次号召企业从我国撤资并公开反对“中国设点生产+产品返销日本”的企业发展策略，迫使部分日资企业“回归本土”以参与“战略市场创造计划”和“日本产业复兴计划”等。另一方面，日本海外投资战略布局调整导致部分日资企业撤离我国。为规避政治经济风险，近年来日资企业重拾“中国+1”战略并力推“新南向政策”，即在投资我国的同时，逐渐将预期项目投资重点转向东南亚，期望能够从根本上减少对我国的产业依赖。同时，为了提升在东亚经济圈的话语权并弱化我国“一带一路”战略、韩美FTA的影响力，日本政府不断加快TPP和日欧FTA谈判步伐，大幅增加了对北美和欧洲的投资力度，使得对政策具有较高敏感度的日企在对华投资方面开始变得犹豫不决并迟疑延宕。
日本对华投资持续下降将对我国经济产生正反两方面影响，但总体上弊大于利
（一）有利影响
有利于促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并拓展企业发展新空间。从历史经验来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梯级转移存在其内在规律，资本逐利性要求生产企业向用工成本更低廉、环境约束更宽松、税收政策更优惠、产业政策更务实以及综合竞争力更强的国家和地区迁移。从目前我国日资企业撤离情况来看，主要还是集中在附加值低且竞争力弱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挤出”上述产业不仅有利于抑制中日传统行业（例如家电）的低水平无序竞争，提升优势企业的全球资源整合能力，而且有利于拓展民族企业成长空间，助推融入全球价值链，并可为打造“双引擎”助力“双中高”目标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有利于倒逼发展方式转变并推动资源优化合理配置。转变发展方式仍然是我国“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主线，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数量扩张转向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效率提升，加快实现“从无到有”到“从有到好”重大转变的发展任务长期不变。从过去几年日资撤离情况来看，多数日资加工贸易产能是我国政府下一步重点需要着手调整并压缩的行业，其向东南亚地区的转移和迁离为我国引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外资“腾挪”出了更大空间，“倒逼”压力和“牵引”机制共同作用，有利于加快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步伐并充分释放微观主体活力动力。
（二）不利影响
日企撤资所形成的“羊群效应”将通过“投资链条”传导至实体经济，进而使制造业空心化风险上升。虽然当前我国不存在明显的产业空心化风险，但流动性不足所导致的社会资本“脱实向虚”压力却在持续增大。若部分日资企业的撤离通过“连锁反应”引发规模性的外资流出潮，必将在较大程度上减弱我国实体企业的投资信贷意愿，并使相关交易性货币的内生需求大幅上升，结果将会使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量出现激增，甚至可能引发信贷系统性“空转”和结构性“流动性陷阱”，制造业出现空心化和边缘化的风险将逐步积聚、放大、扩散，将给我国经济平稳运行和质量效益稳步提升带来较为严峻的挑战。
先进技术、高效管理模式以及非纪律性创新的“正溢出效应”将会有所减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日本对我国投资规模的逐步扩大，日企先进技术、管理模式和智力资源对我国企业的“正外部性”也在逐年增加，对我国提升创新能力并实现产业“后发赶超”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在当前我国尚未真正实现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日企对华投资的持续下降所引致的“日式要素”投入萎缩必将对我国关键技术升级、核心技术突破、生产组织方式优化以及创新能力积累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导致人民币汇率贬值和就业市场震荡并将使GDP出现一定程度“缩水”。目前，在华外资企业间既存在横向竞争，又存在产业链层面纵向合作，一旦日企出现较大规模撤资行为，或将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方面，大规模日资撤离恐会引发持续性资本外流，若央行不进行干预性宏观调控，人民币将陷入新一轮阶段性贬值进程。另一方面，大规模日资撤离也会对我国制造业就业市场形成冲击，短期失业率将呈上升态势，若缺乏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必将加大宏观调控难度并增加我国整体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
主动作为，综合施策，化“危”为“机”，做到“一个不宜，三个积极”
面对日本对华投资逐年下降和日资企业持续撤离，既要保持强大战略定力，坚决不“妄自菲薄”，也要从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撤资现象背后的本质，做到“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更要及时预估对经济社会运行系统可能产生的风险，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策”。
不宜对当前外资撤离现象过度悲观。应该说，部分日资企业从我国撤离是其无法适应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具体表现，是全球化背景下日企跨国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结果，是市场规律优胜劣汰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全球性外商直接投资下滑在我国的鲜活反馈，并不代表我国投资经营环境恶化。日资企业撤离虽然短期内或将对我国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冲击，但从中长期来看，只要政策应对得当，并不会出现难以管控的局面。其实，从历史经验来看，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外资撤离中国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但其却从未真正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产生过实质性的影响。下阶段，建议在战略上保持远见，在战术上保持务实，尽快抛弃日资撤离“心理恐慌症”，但对日企对华投资项目进展情况要做到全方位实时监测，并提前做好各类预案，必要时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确保撤资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冲击和潜在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
积极推进中日经贸关系由“温”转“热”。受台湾问题、历史认识和领土争端等因素影响，中日两国合作一直呈现波浪式发展态势。2016年以来，日本深度介入“南海问题”，中日经贸合作再次跌入低谷。在当前两国政治关系难以取得根本性突破的背景下，着力摆脱“双输”局面，加快推进经贸关系由“温”转“热”，理应成为中日政府共同努力的政策选择。一是尽快重启已暂停六年的中日高层经济对话，重点就投资政策、贸易政策、发展战略等加强协调合作，增强两国经贸合作的内在韧性和回旋余地。二是全力推动金融业、健康业、旅游业、教育业四大重点领域务实合作，共创新型合作模式，共建新型合作网络，共拓多元合作平台，为两国经贸关系走出困境提供重要动力。三是加速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为两国企业创造更加自由、便利、公平的制度环境。此外，创新推动中日产能合作，在精心挖掘我国市场潜力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日本资金、技术、装备配套优势，为双边投资贸易关系恢复发展注入新活力。
积极推进外资政策优化调整。利用当前在华日资“存量调整”的重要契机，加快跳出传统思维圈子，从根本上扭转“重总量，轻质量”的外资政策偏见。一是加快修订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更好吸引外商在华开展投资活动。二是加速重构外商投资促进政策，突出市场决定性作用，全面实行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三是逐步弱化招商引资和开发区等特殊政策手段，加大对高质量外资的“选择性”支持力度，切实推动外资政策由“普惠式”向“精准式”转变。
积极推进营商环境法治化和做事规则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和国际化做事规则是当前我国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依托。建议加强针对外商投资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按照市场导向、规则对接、标杆引领的基本原则，构建新时期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法制化营商环境。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着力强化外商投资程序性法规规章建设，进一步完善涉外仲裁机构制度安排，培育扶持新型专业服务机构，不断提高各级政府政策稳定性和政务透明度。推进做事规则国际化关键要加强与国际标准对接的紧迫感，加快引入国际先进理念、通用行业规范、管理体系和运作经验，尽快建立“统一规范、统一模式、统一管理、统一平台”的外商投资服务框架。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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