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海刚
从欧洲到北美，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关于全球化的疑云正在不断升腾。五个月前的英国脱欧公投，刚刚结束的美国总统选举，似乎都在预示着全球化的黯淡前景。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相信，全球化的退潮甚至逆转将是大概率事件。
中国作为最近几十年全球化进程的主要受益者，当此历史关口，有必要认真地思考全球化的现状与未来，厘清以下三个问题。
问题一：全球化怎么了？
“全球化”这一概念的出现，远比全球化事实的发生要晚。人类的全球化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启了全球化之门。五百多年来，全球化经历了无数挫折和反复，并逐渐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血腥走向和平，从信奉“强权的逻辑”走向尊重“市场的逻辑”。
今天我们所说的全球化，概言之，是指商品、资金、技术、服务、信息、人员以及观念等各种要素超越国境限制，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与组合。全球化包括经济的全球化、政治的全球化、科技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等等，其中，经济全球化是核心和基础。
全球化，就其价值层面而言，寄托着人类对于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就理论和实践层面而言，有助于提升经济活动的效率和效益，增进世界人民的总福利。应当看到，“二战”结束迄今的七十余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以及相关制度、规则的建立和完善，人类度过了有史以来经济最为繁荣、整体发展最快的时期。
同时也必须承认，尽管全球化在总体上呈现正效应，但各个国家、各个群体的受益情况并不均衡——有的国家受益较多，有的国家受益较少甚至受损。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阶层，亦是如此。互利、共赢的愿景，遭遇了失衡、断裂的现实；托马斯·弗里德曼描绘的那个“平坦的世界”，某种程度上成了“折叠的世界”，这正是近年来反对全球化的声浪不止、今年达到新高点的根本原因所在。
问题二：全球化向何处去？
英美两国分别作为近现代和当代全球化的旗手与推手，却都出现了反全球化的社会潮流和政治动向，并且还有可能向别的西方国家蔓延。这种变化自然会引发人们对全球化走势的忧虑。然而，或许我们无需过于悲观。
从历史上看，全球化的发展道路从来不是线性直行的，而针对全球化过程中的分配不公问题，也一向不乏批评和反对之声。最终的解决办法无非两条：一是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创造更多可供分配的财富及就业机会，也就是“做大蛋糕”；二是通过修正和改进既有规则（包括国际、国内），做出更加有利于公平分配的制度安排，也就是“分好蛋糕”。总之，是以技术和制度两个维度的创新，获取全球化持续、健康前行的动力。
当今世界，以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使得人类之间的相互联系空前紧密，各种生产要素和信息、思想的跨境流动几乎不受任何有形或无形高墙的阻挡，也为孕育新的全球产业革命积蓄了条件。同时，生态环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更把世界各国捆绑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些都是决定全球化难以逆转的基本因素。
从战后形成的全球化制度框架来看，仍然具有较为广泛的国际认同，也有着较强的韧性。虽然这套机制现在遇到诸多挑战甚至危机，但危机恰恰是实现自我修复和矫正的契机。
问题三：我们如何选择？
这个问题其实已在上述“两问”当中得到了部分解答。中国是全球化的“后来者”，也是全球化的获益者。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无疑是我们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结果。正如不能将改革开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归咎于改革开放本身一样，也不能因为全球化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而否定全球化本身。
面对全球化可能受挫的局面，一方面，我们要做全球化发展的坚定守护者和促进者，特别是要一如既往地倡导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遏制各种保护主义；另一方面，也要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确保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最广大的民众，防止利益集团绑架和社会割裂。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战略布局和政策措施，正体现了这样的方向：对外，坚持开放发展的既定国策，并致力于提高开放水平，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善，在其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对内，继续深化以市场化为基本取向、以效率和公平为双重目标的各项改革。
全球化的本质是合作与包容，其最终的理想状态，是达成全球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为各国人民带来普遍福祉。但在当下与目标之间，要经过漫长而坎坷的路途。在此过程中，我们的选择，既关乎信念，亦关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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