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开放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这是过去三十多年我们的成功经验。
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必须进行新的调整。要认识到，我们所面对的国际经济正在面对深度的调整，除了经济格局的演变之外还包括全球治理、全球经贸规则正在加快重构。
过去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践多理论少。我们在对外开放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在对外开放的每一个领域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我们还缺少系统的、尤其是理论化的分析和总结。
在此背景下，我们要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和新形势、新的国际环境的需要，对今后的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进行全面的谋划。
本项研究基于SWOT分析法，提出了大国对外开放战略分析模型（GEPC模型），深入分析影响对外开放战略的外部条件与内在因素，特别是大国影响力这一独特因素，提出了我国新时期的对外开放战略，即“新兴大国的竞争力升级战略”。其核心目标，一是营造互利共赢的国际环境，保障我国的和平崛起；二是推进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提升我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
伴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我国劳动力总量开始减少。2015年15-59岁的劳动力年龄段人口为91096万人，比2014年减少477万人，延续着2012年就已出现的劳动力总量减少的势头，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从需求面看，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市场扩张乏力外，更重要的是我国大多数重要产品达到或接近历史需求峰值，国内需求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就基础设施投资而言，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和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比的峰值在2000年前后相继到来，此后呈逐步下降态势，今后一个时期，这两个比重将大体保持稳定。
就占到房地产投资70%左右的住宅投资而言，2015年多项住宅建设指标陆续出现转折性变化，城镇住宅的历史需求峰值基本得以确认。未来十年，房地产投资规模将呈现缓中趋降的态势，年均实际增长可能为负。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供给和需求等基本面因素发生重大甚至转折性变化，要使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中高速水平、经济结构升级到中高端，需要实现从“数量追赶”方式向“质量追赶”方式的转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书围绕新常态下我国质量效益导向型发展的战略和决策，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控，又有切实有效的落地指导，理论联系实际，将我国在从“数量追赶”到“质量追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既有的资源优势与有力的政策支持等做全面的梳理，提出了中肯的指导建议，以期助力新常态新发展。
作为后发国家，由于先行国家有成熟的经验、技术和产业发展道路可供直接学习借鉴，与适当的政府资源配置力相结合，就可以释放出巨大能量。但是随着我国不少领域已经接近世界前沿，现成的技术和经验越来越少，产业发展方向不再清晰可见，需要更好地发挥千千万万市场主体的创造性和试错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配置资源的优势就会大打折扣。同时，在快速追赶期，市场供求总体呈需求大于供给的格局，需求管理政策效果明显。目前进入供过于求的状态，需求政策效果自然减弱，供给创造需求的紧迫性则明显增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我们必须创新理论和机制，应对新形势、谋求新发展。本书回顾了国内外宏观调控的理论和实践，描述了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环境发生的转折性变化，刻画了新形势下宏观调控总量目标和结构性目标之间的冲突，提出了宏观调控政策协调机制与政策组合，尤其指出宏观调控的关键在于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为我国未来的宏观调控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和机制选择。
受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转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现代交通体系的不断完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新问题和新趋势，大都市区、城市群等正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空间组织形态，“大城市病”“空心村”、跨区域环境治理等新的区域问题日渐突出。同时，区域之间产业同构、恶性竞争、土地无序开发、发展差距过大等既有的问题也需要加快解决。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探索新的发展路径，采取更科学、更精准的区域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本项研究在综合有关协同学理论和美国、德国等国家区域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协同”为核心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理念和新路径。
区域协同的内容主要包括政策协同、创新协同、产业协同和规划协同等四个方面。现行地方竞争激励机制的负面影响、资源统筹利用机制不完善，以及要素在跨地区流动过程中仍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壁垒，是制约我国地区之间形成更加有效的分工合作、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构建了由协同决策、协同动力、协同规制等三大机制和激励性、协调性、约束性等三类政策工具所组成的综合性的协同发展政策体系框架。其中，协同决策机制是针对不同行政区发展目标、发展利益的协调平衡，以及重要跨区域事务的协商沟通和综合决策。协同动力机制侧重于利用市场机制促进社会资源空间配置的合理化，促进区域之间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分工耦合。协同规制机制主要是为了矫正市场机制在区域发展中的失灵，解决区域发展主体信息不对称、促进区域公平等问题。实现区域协同发展还需要新的政策工具组合，本研究重点从财税政策、规划政策、创新政策、环境政策、金融政策和法律保障等六个方面提出了优化调整的方向和对策建议。
本书认为，推动农业发展方式真正转起来，关键在于找准撬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支点，寻找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不等式”之解。设定新发展方式的收益和成本分别为NY和NC，旧发展方式的收益和成本分别为OY和OC。农业发展方式是否向理想方向转变，取决于（NY-NC）与（OY-OC）的角力：当（NY-NC）=（OY-OC）时转方式达到临界点，当（NY-NC）≥（OY-OC）时转方式进入进行时。要使（NY-NC）≥（OY-OC）持续成立，就要采取措施做大（NY-NC）、做小（OY-OC）。
做大（NY-NC），可以从做大NY、做小NC入手。做大NY的主要措施有：消除信息不对称，让消费者愿意对按绿色生产方式生产的农产品付更高价格；将补贴和价格支持政策与新农业生产方式挂钩；对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生态效益补偿，将农业生产经营的正外部效益内部化。做小NC的主要措施有：对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进行补贴；按有利于节本降耗的原则研发和推广新技术、新装备。
做小（OY-OC），可以从做小OY、做大OC入手。做小OY的主要措施有：取消对旧发展方式的政策支持；让消费者少购买按旧发展方式生产的农产品。做大OC的主要措施有：加大处罚力度，将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负外部效应计入生产成本；提高资源要素价格，充分体现稀缺性和环境成本。
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顺畅进行，需要在认识和制度层面下功夫。促进土地流转集中，既要有紧迫感，也要有历史耐心。坚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政策目标，当产量和自给率步入下降通道时，要保持战略定力。准确把握绿色发展的精髓，让农业绿起来绝不是要退回到工业文明之前的传统农业。既要为农业生产者提供利益诱导，让其有动力；又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让其有敬畏。
本书深入分析了新时期中国产业发展的背景、阶段、问题和目标等方面的重大变化，并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包括：着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减少政府干预；加快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监管体系；政府更多地以“非限制即许可”的负面清单方式来指导国家和地方产业发展；将创新政策放在产业政策中的核心地位；从全球视野来考虑产业政策的制定；完善选择性产业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调整机制；推动要素优化配置和升级；加强产业政策和相关政策协调。是新时期产业政策领域的重要专著。
本书认为，一国的有效发展需要在不完美的市场和不完美的政府之间找到平衡，产业政策是实现平衡的重要工具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的有机结合，是各国经济成功运行的基础。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主导产业发展的理论认为，一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由经济自身的演化决定，并通过市场机制引导和调节市场主体的行为来实现。市场机制所形成的有竞争力的价格体系能够充分反映一国要素禀赋的丰裕与稀缺，使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自发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实现经济效率的优化。这些理论同时认为，政府要努力消除人为干预，制定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制度，培育利于产业转型升级的自由公平的环境。
当前社会政策重点领域主要是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包括养老）。提供普遍服务的三级医疗服务体系、妇幼保健和重大疾病防控一直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重中之重。义务教育公平性和民办教育成为教育事业的近期重点。社保制度改革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社会保障事业的重点和难点，其中，劳动就业问题是当前的一大热点。为了突出改革的目标和可行路径，本书以问题为导向，以上述领域的若干关键改革为切入点，一共形成了九篇专题研究报告。
本书在“鼓励社会办医必须厘清的几个问题”专题中指出，在进一步明确公立医院的主导地位的前提下，鼓励社会办医的主要目标和功能是动员社会力量、提升整体服务能力、拓展服务范围、满足多样化需求。专题二提出关于全面实施免费基本生育服务的建议，要进一步降低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减少出生缺陷及其他相关疾病发生率，提供免费的全过程基本生育服务，同步推进服务体系和支付方式改革，在服务能力和经济上都切实可行。专题三（以乙肝药物免费提供为切入点，同步推进乙肝防治和基本药物制度的完善）指出，针对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的部分重大疾病，可以通过防治模式改革，率先实现防控突破。专题四强调，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基层医疗体系能力，通过信息化手段推动基层诊疗的标准化、网络化，发展更加贴近患者的诊疗方式，从总体上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是能力提升的一个重要“抓手”和突破口。专题五（建立教师流动制度：担忧、障碍与建议）指出，教师流动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手段，要充分考虑教师个体及学校、主管部门等机构利益对教师流动的影响，从激励与约束两方面入手，对相关制度障碍进行针对性改革。专题六（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思路与建议）指出，理顺政府与民办学校关系，进一步明确民办教育目标、定位和业务范围，在区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基础上建立民办学校分类管理制度，同时加强整体规划、业务指导和质量监管。专题七（社会保障领域的重点改革）指出了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养老保障、医疗保障改革的措施。专题八（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与调整建议）指出，顶层设计缺失的问题突出，应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定位和作用出发，完善定价机制和筹资方式，加强人员队伍建设。专题九（我国劳动力供求格局的转折性变化与就业政策调整）指出，就业政策的重点应从过去的保就业总量调整为鼓励就业和提升劳动生产率。
流通既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关键环节，也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运行效率的重要领域。随着我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流通作为经济增长新引擎和新动力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与此同时，在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发生明显变化，新的流通方式和商业模式不断创新，以及各种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我国流通领域的传统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迫切要求流通产业转型创新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加快创新和广泛应用，为我国流通企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途径、注入了新动力。
本书从中国流通业在“互联网+”影响背景下的发展展开分析，结合对大量创新实践和案例的调研分析，对传统流通企业“互联网+”的最新实践和经验进行全面总结，分析了“互联网+”对我国流通行业发展的意义，提出促进“互联网+流通”创新发展的思路与政策建议。同时提出了我国流通行业未来发展的新模式以及新模式下的机制建设。
本书认为，大量探索实践表明，“互联网+流通”已经引发了大范围、宽领域、多渠道、全链条、深层次的流通创新。“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内，我国更加需要按照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总要求进行战略谋划，加强对“互联网+”和流通创新发展的引导和支持，促进创新驱动流通发展的新格局加快形成。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大思路。但在改革实践中，由于一些突出问题的阻碍，国企改革整体进展低于社会公众的预期。为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在2014年完成“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课题的基础上，针对新时期国企改革实践中的若干突出矛盾及重要问题，开展重点研究，坚持问题导向，独立成篇；不追求面面俱到和体系的严格完整，更注重政策建议的针对性和可行性，为国企改革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支持和方法探索。
国企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环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众位专家通过理论与案例相结合，基于大量的企业调研和专家座谈，撰写了19篇调查研究报告，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深度探讨。本书从体制机制层面提出了国企改革的建议，同时也对如何应对TPP协议国企条款挑战、如何完善国有企业常态化反腐机制等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本书认为，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努力，国有企业在规模与实力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但经营绩效相对不高，同时仍然存在国有资本行业分布不尽合理、公益性体现不够、流动性不强等问题。国有企业的问题不仅与企业本身的效率有关，也与体制机制、社会责任、历史负担、发展路径等因素有关。思想解放和改革氛围是推动国企改革的重要前提，必须首先明确国有资本的功能定位、国有企业为什么要改革、国企改革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改革底线、如何理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等问题。
中国金融监管架构确立13年来，金融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机构种类增多，业务和规模快速增长，各类金融市场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不仅意味着中国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对经济的影响力加大、贡献度提升，也带来潜在金融风险加大和金融管理难度增加的问题。二是随着金融业务活动的扩大，我国金融机构在业务层面早已打破过去分业经营的壁垒。金融混业经营活动不断增加，跨业协同形式趋于多样化。三是近十年来，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类金融机构快速发展，在改进金融服务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风险隐患。在金融体系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现有金融监管体制的不适应性凸显。而从国际经验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主要国家纷纷对原有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改革。
本书包括一个总报告和十二个分报告。对中国金融监管架构的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议，如金融监管架构改革应树立阶段性目标并严格遵循基本原则，综合考量现有方案，提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效风险管理体系，重塑金融监管理念等。
本书提出对于中国金融监管架构的改革应树立阶段性目标，包括：近期目标（1~2年）：理顺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管理框架，搭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应对框架，建立对创新性和综合性金融业务的管理和协调机制。中期目标（3~5年）：通过建立宏观审慎、微观审慎、市场行为、金融中小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等四个支柱，建立职能清晰、分工合作、兼顾安全、发展和效率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实现我国的金融监管从金融分割走向合理分工，从行政数量管控转向市场价格调控。
新型城镇化已经提出一段时间了，关系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总规划，是促进我国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本书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指导手册，“十三五”开局之年，抓住城镇化的重点问题，结合实际案例，破解城镇化发展的困局，引领新常态发展。本书结合我国目前城镇化进程中的重点问题，深入实地调研，为发展助力，为社会和谐发展提供意见建议。
本书包括一个总报告：按生态文明要求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思路与对策。四个分报告：生活垃圾综合治理利用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城镇化过程中邻避事件态势、特征及对策；我国城市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的思路与对策；城市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体系研究。三个案例分析：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实践与思考；吴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融合发展经验与启示；福建三明生态文明建设及综合配套改革研究。
新型城镇化亟须摆脱对资源、环境、土地等的过度依赖，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本书围绕按生态文明要求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这一主题，深刻剖析了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联系，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亟须破解的几个重大资源与环境问题为基点，结合典型案例分析，提出了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按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建立和完善与新型城镇化相关的制度，构建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长效机制。
（整理：本刊记者 杜悦英 高研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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