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茂拾
关于长三角都市圈劳动力空间分布演化轨迹及其特征的研究显示，该区域近30多年来就业形态既与“配第－克拉克定理”的产业空间变迁规律相吻合，亦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呈现出城乡、区域和单位所有制空间分布，以及由区域单中心向多中心空间结构演化的特征。因此，这些年来长三角都市圈就业在获得巨大增长的同时，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一就业模式所积累的缺陷也日益凸显：随着其迈入发达国家所具有的经济发展水平阈限，现存劳动力分布演化模式所面临的城市发展粗放，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失衡日趋加深，城市自然承载力愈加脆弱，产业结构在行业、区域间分布不合理状况等问题，也从复杂综合层面制约了其进一步提高就业吸纳量的能力。
数据表明：其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业量一直增加的态势延续至2013年峰值6950.5万人之后，近三年来已连续下滑，分别为2014年6932.72万人、2015年6916.05万人、2016年6897.29万人；其中第二产业亦从2013年3228.89万人的峰值，分别下降为3207.61万人、3188.80万人和3167.76万人，三年下降了61.13万人；第三产业就业虽有所增加，但同期增加人数要比第二产业少22.29万人；同时，第一产业劳动力转移趋势明显减弱，2014年到2016年三年仅减少了26.75万人，远低于2001－2013年52.84万人的年均减少量。目前长三角都市圈就业已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如果不解决多年发展中留存下来的一系列突出问题，不从更广的视角和更深的层面对现有就业模式进行创新，其就业增长的活力将进一步惰性化。面对如此局面，本文立足于长远战略，提出一种以建设精益城市为导向的就业集成模式，以期解决该地区就业的可持续增长问题。
长三角都市圈精益城市就业集成的基本解析
（一）“就业集成”是一般集成理论与应用技术在就业理论与实践研究中的拓展性借鉴运用。集成即是通过某种方式将多个孤立的单项事物或元素集中在一起使之产生联系，并以此组成某种形式的新型有机体的过程。自约瑟夫·哈林顿1973年在《计算机集成制造》一书中，将企业传统制造技术与现代信息技术、管理技术、系统工程技术等进行有机集成，并借助计算机软硬件来实现企业制造活动中的计算机化、信息化、智能化、集成优化，使企业赢得市场竞争优势的综合集成系统，从而提出以集成哲理为基础建立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以来，集成概念就逐渐广泛地运用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
就业集成是将集成理论嵌入就业理论之中，其目的是在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普遍粗放化的背景下，将现存城市区域、产业、行业及其之间已经形成的就业结构失衡，就业容量不高，就业价值链整体有机联系失调与增值率低下，就业品质提升惰性，就业投入产出边际效率递减等传统就业样式，改造成为一个将城市中构成就业载体的各个要素或单元进行主动优化和选择搭配，并以最合理的结构形式集合为优势互补和匹配的就业有机体，以实现就业能量倍增过程的全新就业样式。这意味着就业集成样式相对于现存就业样式而言，不仅就业数量与品质均能涌现倍增效应，而且制约传统就业的瓶颈即就业投入产出边际效率递减效应，也将因城市资源要素的系统集成性有效运用而得到有效克服。
（二）“精益城市”是对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价值、低就业为特点的自发式粗放城市的精益求精式彻底改造。精益城市以就业作为城市价值创造的出发点，将城市活动全过程融汇于就业价值流之中，且使其像河流一样的流动起来，从而使城市生命有机体能够在就业需求的拉动下，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尽善尽美，达到城市高就业、高价值、高节能、高清洁、低碳排的多目标。
精益城市由4个环节连续不断地循环得以实现：一是将就业作为城市运行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即唯一价值。现代城市存在的价值应当是人的价值，而人的价值得以实现的载体则是就业，只有人就业才谈得上人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以及休闲娱乐等一切属于精神层面的消费。因此，将就业作为城市价值的定位是精益城市不同于现存任何城市的根本点。二是使就业价值在城市中体现为连续不断地无缝链接价值流。也就是城市的任何活动，包括城市的任何规划、设计、建造、运营、发展、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活动都应指向是否创造就业价值这样一个交互式依存、互联、互惠、互促的无缝链接流目标，城市各产业、行业、区域及其一切城市软硬件设施的存在均表现为就业价值流，凡不创造就业价值或对创造就业价值不属必要的一切物质、人力、信息和组织系统都应当从城市系统中剔除，其犹如企业以价值增值为目的生产过程中，必须消除一切与创造价值无关的流程与环节一样。三是保证城市价值流始终由就业拉动。城市整个系统及其经济、社会、文化等子系统的建设、运行、发展均由就业作为动力源，以保证城市价值流不偏离就业目标。四是使城市围绕就业价值实现这个目标而尽善尽美的循环往复。其尽善尽美的循环往复动态目标，就是城市的任何规划、设计、建造、运营、发展、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活动，都必须做到“趋零不良”“趋零故障”“趋零停滞”“趋零浪费”“趋零灾害”“趋零性敏捷反应”“趋零性敏捷处置”等，从而锻造成高就业、高价值、高节能、高清洁、低碳排、尽善尽美的精益城市。
（三）长三角都市圈精益城市就业集成是对长三角都市圈各城市按照“就业集成”和“精益城市”原则进行彻底改造，从而使其在现有基础上实现就业能量倍增和就业品质升华的系统化过程。这一过程是在“就业集成”和“精益城市”原则的基础上，运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多目标集成模式，采用多目标集成方式整合长三角都市圈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人口、环境和经济等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构建一个它们之间交互式依存、作用、促进、制约的动态开放性复杂系统，以将长三角都市圈16市建设成就业集成型的精益城市。精益城市就业集成的多目标系统由三类目标构成：一是实现以就业水平为中枢的人均收入与消费规划目标约束功能的经济规划层目标；二是实现城市物质、信息、组织、精神等各个系统就业目标约束功能的就业实体层目标；三是实现精益城市就业集成决策变量“限定约束”功能的变量约束层目标。同时，三类目标均根据实际需要考虑人口总量、就业总量、就业空间结构、水资源效率、土地资源效率、能源效率、工业资本效率、商业资本效率、生态绿化投资、教科卫文体及社会服务人均投入、人均消费水平、人文素质水平、城市优良制度
与意识形态建设水平、生态循环建设水平14项决策变量。三类目标约束的具体构成如下：
1.经济规划层4项目标约束。一是城市人均GDP目标约束。包括决定于第一产业人均土地投入、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技术投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工业品投入水平等要素的第一产业人均GDP；决定于第二产业人均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技术投入、教育投入、土地投入、工业所需要的农业品投入水平等要素的第二产业人均GDP；决定于第三产业人均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教育投入、技术投入、土地投入、公共服务业组织投入、服务业生产经营所需要的工农业品投入水平等要素的第三产业人均GDP。二是城市GDP与就业结构目标约束。包括城市各区域GDP与就业结构比例，城市各产业GDP与就业结构比例，城市各行业GDP与就业结构比例。三是决定于人口总量、消费总量、消费结构等要素的城市人均消费水平目标约束。四是决定于人口总量、就业总量、就业质量结构的城市人均就业水平目标约束。
2.就业实体层10项目标约束。一是决定于最佳的人口总量、水资源供给、土地资源供给、能源供给的城市供给系统就业目标约束。二是决定于工业资本投入及其效率、工业企业数量及其平均就业量、工业贷款量及其效率、工业能源消费量及其效率的城市生产系统就业目标约束。三是决定于商业资本投入及其效率、商业企业数量及其平均就业量、对外进出口、银行存贷款的城市交易系统就业目标约束。四是决定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批发和零售业法人数及其就业量、居民人均消费、服务业企业数量及其平均就业量的城市消费系统就业目标约束。五是决定于信息行业企业数与就业量、信息行业资本投入的城市信息系统就业目标约束。六是决定于物流行业企业数及其就业量、货运量、客运量、民用汽车拥有量、私人汽车拥有量的城市物流系统就业目标约束。七是决定于污染排放量、污染治理投入、资源再生循环企业数及其就业量的城市资源再生循环系统就业目标约束。八是决定于公共机构数及就业量、公共机构质量及人员素质、公共系统组织管理水平的城市组织系统就业目标约束。九是决定于生态绿化投资、人均生态绿地、生态环保企业数及其就业量、生态循环建设水平的城市生态保障系统就业目标约束。十是决定于教科卫体及社会服务事业就业数量质量和人均投入、优良管理制度与意识形态建设水平、人文素质水平的城市人文保障系统就业目标约束。
3.决策变量限定层目标约束。主要涵盖两个方面：一是变量边界目标约束。系统各个决策变量如人均GDP、人口、就业量、资源承载量、环境承载量等在确定的时间、范围内均有确定的阈限值。二是共生型就业要素集成的作用机制目标约束。即各就业要素之间形成互相依存、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协同进化的共生关系。
以上三类目标组成城市动态复杂无缝链接系统。这个系统将对长三角都市圈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就业的粗放城市就业空间演化现状进行改造，生成一个以就业创造城市价值为目标，以就业需求为导向来拉动城市价值流动，以城市各组成要素（单元）进行主动优化和选择搭配，以优势互补匹配、精益求精的就业有机体为技术基础，以高就业、高价值、高节能、高清洁、低碳排为生活样式，在整体上持续改进、尽善尽美的就业集成型精益城市，最终实现就业倍增效应总目标。
构造长三角都市圈精益城市就业集成的紧迫性
长三角都市圈未来就业总体趋势是，三次产业劳动力依次遵循配第－克拉克的定律，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然后又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即服务业转移；与之相适应，其目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已接近20000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是，近几年来城市就业量出现疲软回落态势，就业结构与质量上也未能随经济发展水平跨入发达地区应有的后工业就业形态，即三次产业就业构成比例应该是由高向低的“三二一”次序，不是目前的“二三一”。这种情况不仅与发达国家相应时期所具有的就业形态不符，而且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就业形态差距不小。表1显示，一些人口较多的发展中国家如埃及、南非和巴西，其2005年服务业就业比重分别超过了我们长三角水平的7.66、22.36和15.16个百分点。特别是，长三角都市圈是否能顺利地使就业形态过渡到第三产业占据绝对优势，就业质量提高到绝大多数劳动者就业于体面职业，并在保持较强劲就业吸纳力的情况下，逐步解决现有城市发展过程中诸多病症，如环境污染、交通堵塞、居住拥挤、资源过度消耗、城市负荷过重、城市管理滞后、市民素质严重跟不上城市社会应有的要求等方面问题，则已经显示出了其总体趋势上的不可能性。究其原因，即是现有的就业发展模式所内生的根本性缺陷所致。故改造现有就业模式与构造精益城市就业集成已经十分紧迫。这种就业模式表现如下：
（一）以流动性农民工为主体的制造业集装搬运式就业模式。这种模式严重弱化了城市就业价值链的自然延伸和升级功能，大大降低了制造业对其他产业行业就业的拉动力，以致带来了新兴制造业区域就业结构的严重失衡状况。目前长三角都市圈户籍总人口8602.34万人，非农人口户籍占比即城市化率为55.21%，劳动参与率达80.80%。这意味着按全国平均劳动参与率55%计算，来自该区域外的劳动力总数为2219.21万人，占整个就业量的31.93%，即有近三分之一的就业者来自于域外。透过这一数据，却可以窥见一个独具特色的就业样式：随着长三角都市圈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域外流动性劳动力的涌入，使该地区蓬勃兴起的工业园区快速聚集了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大军；这些园区大多远离原有城市中心，大多不具备城市生活的配套设施，如商业、交通、学校、医院、社区、公共服务、文化娱乐等城市要素，绝大多农民工都集中居住于工厂或者园区提供的相对简陋的工房里，他们在这里仅是单纯的劳动者而非健全的生活者角色。这种快速集中且密集聚合大量农民工的遍地开花式工业园区或经济开发区，创造了一种集装搬运式就业模式，其正好是域外2219.21万就业者的秘密所在。虽然近年来随着产业升级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已有相当部分的园区陆续融入了相对正常的城市体系，但是大部分园区仍然是生活服务基础设施薄弱，城市功能不健全，以流动性农民工就业为主体的集装搬运式就业形式未得到根本改观。从历史上看，这种就业模式的成绩显著，但目前的弊端也表露无遗：
一是就业价值链断裂，来自域外2200多万制造业就业者缺乏相应的服务业配套就业，园区成为了仅有就业价值输入而少有就业价值输出的城市“飞地”和孤岛。如果按城市工业化中级阶段所至少具备的第二三产业一比一就业比例，来计算园区工业就业所拉动的相应服务业就业量，则长三角都市圈应还有新增2200多万个服务业岗位的潜力。这说明，目前就业模式如果继续下去，其结果将是进一步阻止这些新增就业机会，园区的制造业飞地和孤岛实际上成为了第二产业就业拉动服务业就业的瓶颈。二是人口价值链断裂，园区成为仅有就业价值而少有人口价值的劳作地而非生活地。这种状况阻碍了人口价值链上的就业价值链形成，严重制约了未来的城市就业扩大。三是产业和就业价值链升级路径受阻，园区产业和就业面临着生存和发展不确定性。由于园区周边城市配套设施缺乏，生活不便，园区吸引高质量就业者和实施产业升级必然面临人才危机，而低端产业和人才随着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推进则面临着逐步被淘汰的命运。
（二）以传统城市生活中心为基础的服务业填装压缩式就业模式。这种模式所造就的城市并未经过长远、全局和系统的战略规划，而是让市场主体按照当前获利的原则，依托原有城市基础逐步改造和拓展形成，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城市建设不断地在原有城区填装，然后高容积地蔓延式扩张，结果大大阻滞了城市新区服务业发展，既降低了城市整体服务业就业分布密度，亦影响了城市各产业间就业的合理布局、有效渗融与优化。
具体表现为：一是人口密度不断地在原有中心城区加增，服务业及其就业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区；二是阻碍了大城市拓展中的服务业及其就业的多中心聚集，造成了城市人口和就业分布的失衡；三是进一步制约了服务业及其就业的有效扩大，延迟了工业化高级阶段必然出现的服务业及其就业的快速发展，且迅速超过第二产业及其就业的进程。譬如，目前上海市占全市总面积4.56%的核心区居住了总人口的30%，人口密度达到24342人/平方千米，城市核心区加中心区，其人口量达1706.01万人，占全市人口总量的70.33%。与之相适应，核心区537.62万人的服务业就业占据了全市服务业就业总量63.70%，即在不到5%的城市核心区域聚集了全市将近三分之二的服务业就业。
服务业高密度聚集的结果不仅助长了城市中心区拥堵、污染、资源紧缺、管理混乱、生活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大城市病，而且还对城市郊区的服务业产生了抑制和磁吸效应。这种情况在长三角都市圈大城市中是一个普遍现象。如南京市主城中心区面积仅占全市7.41%，人口却占到了整个市区的76.08%和全市的41.80%，中心区人口密度达到12955人/平方千米。在全市284.80万人的服务业就业中，市区就业达230.86万人，占全市服务业就业比重的80.78%；中心区服务业就业192.71万人，分别占全市和市区服务业就业比重的67.66%和83.48%。苏州、无锡和杭州人口和服务业就业的地理分布，同样与上海和南京相似。
（三）公有制文教卫服务单位高度聚集城市中心区的生产与生活相分离的就业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掣肘了文教卫服务业就业本身伴随城市扩张过程中的多元化拓展，更是导致城市新区服务业发展空间受限、产业结构失衡和服务业就业增长严重滞后，乃至城市整体就业进一步扩大受阻的深层原因。在现代城市发展过程中，第三产业的文教卫等服务业的区域分布对城市居民生活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人们对于幼儿和中小学教育、医疗保健、人文环境基础服务品的购买，随着城市化程度加深已经显得尤为重要；文教卫等服务业的区域分布不仅对于城市居民生活起着关键作用，而且它还会决定城市人口流动定居的方位，并深刻地影响城市产业及其就业分布和结构。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各种复杂因素，长三角都市圈以公有制为主的文教卫等服务业基本集聚在城市的中心区和核心区，从而使城市整体空间就业呈现出生产与生活相分离的就业模式。
如上海的市区与郊区医疗设施及其就业分布和结构情况显示，2014年市区在医疗机构、床位、卫生技术人员及其医生、护师护士的数量远高于郊区，分别占全市比重达64.49%、79.74%、81.50%、80.27%和82.53%，其与2003年相比仍然分别增加了0.51%、7.38%、2.71%、4.17%和1.56%，而郊区占比却在11年间下降了0.94%、21.29%、10.41%、13.99%和6.78%；市区与郊区的普通中学在学校、毕业生、招生、在校学生、教职员工和专任教师占比上相比，市区也远高于郊区，2014年市区分别是73.18%、74.41%、72.96%、73.02%、73.09%和73.95%；市区与郊区的小学分布与结构情况，亦与中学类似。
上海市的这种情况亦可以在长三角都市圈的其他主要城市中得到实证。如2014年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市的郊区教育卫生就业占比分别为21.18%、22.65%、19.17%和20.02%，其高度集聚中心城区的分布格局十分显著。教育卫生事业在郊区分布发展的滞后，对于城市产业及其服务业内部之间的就业均衡分布制约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本文获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14YJA630072）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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