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良敏
又是一年高考季，引无数家庭神经紧绷、焦虑无眠。40年不变的旋律，承载同样的希望。高考改变命运，不仅成为众多考生的座右铭，而且很多变成现实，真切地演绎着他们的人生故事。
毫无疑问，高考对于每个参与者来说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无法忘却。高考不仅给年轻人以青春的洗礼，更赋予了其改变命运的机会。尤其是，在社会固化、缺乏流动性的年代，普通人通过高考实现身份转换更为难得，体会也更深。40年前，因“文革”中断高考11年而被耽误的一代人，重新获得参加高考、公平竞争的机会，对邓小平恢复高考的决策充满感激。它不仅改变了27万人的命运轨迹，而且成为当时 “拨乱反正”的突破口，校正了国家和民族的前进方向，引领中国迈上现代化的新征程，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如今40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沧桑巨变。今天参考人数与刚刚恢复高考时比已接近翻番，而录取率则是当年的十七八倍，竞争激烈程度不可同日而语，但高考依然受到万众瞩目。由此，引发我们对高考“变”与“不变”的思考。
首先，从人才选拔来说，目前高考仍是一个重要而有效的手段。尽管社会对此多有争论，但是针对上千万人参与的庞大工程来说，要找到一个衡量标准统一、易于操作且相对公平的方式，高考有其传统优势。尤其是对于参考人群来说，无论出身如何，都不用担心“成绩是硬指标”的原则被公然扭曲。在这一预期之下，可以安心备考。同时要强调，高考是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而不是也不应是唯一手段。以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特殊才能等方式发现优秀人才，来克服统一考试的弊端，二者结合当可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发现人才、选拔人才，是为造就杰出人才准备优质“原料”的基础工程。
其次，高考不再是“独木桥”，还有人生的其他“阳关道”。40年前以及恢复高考初期，青年学子改变命运的可选路径确实不多，由于城乡分割，流动性不足，大多被困在效率低下的农业部门，而城市岗位需求少，且按计划招收，高校招生的录取率超低，因而争夺十分激烈，高考成了典型的“独木桥”。情况的大幅改变发生于上世纪末和新世纪初高校扩招之后，招生指标连年增加，录取率从50%以上一直到目前的80%以上。由此出现一种不正常的局面：哪怕高中三年不学习，只要进了考场，基本也能上个高职院校，其录取分数之低甚至颠覆人们的想象。事实上，这误导了一批成绩不好却也有学上的学生，眼高手低，端着身份不愿从事一线工作，从而加剧结构性失业，形成社会隐患。不用挤“独木桥”，但也没能走上属于自己的“阳关道”。因此，适当收缩高考招生战线和规模，从德国的职业教育中汲取经验，从初高中阶段分流一批学生专门培养高水平职业技师，适应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要求，不仅可以缓解当前蓝领工人的紧缺局面，还能让他们在专业岗位上充分发挥自身价值并得到相对较高的薪酬，从而改变社会认识，还高考选拔最优秀人才的本来功能，为培养顶尖人才做好铺垫。这样，大家都能走上不同的“阳关道”，形成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
留学也是高考之外成才的一个重要途径。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留学制度也随之建立，这为一批学生出国深造提供了机会。正是由于邓小平的战略眼光，提出“先送出去，能回来十分之一就是胜利”，当年留在国外的留学生如今陆续归国，成为各领域的顶尖人才，为国家建设贡献智慧。鼓励学生出国深造，用更好条件、更好前景吸引其学成回国，应成为我们人才战略的重要支柱。
第三，改革人才的培养和评价机制是高考改革的关键。人才选拔是高考最突出的功能，把这些被遴选出来的优秀人才，送到合适的高校进行培养是一个“移栽树苗”的过程，必须在“移栽”前给他们充分营养，除了基本知识以外，还要有健康人格和心理的滋养，以及兴趣培养和特殊才能的发现，并重点浇水培土，确保安全“移栽”，并能茁壮成长。由此，要改革中学时代的应试教育、“唯分数论”，让学生充分理解成才道路多种多样，只有发现并充分发挥自身价值、对社会有益才是正确的“人才价值观”，而非只有上大学、上名牌大学才是人才，“高分低能”在哪里都不受欢迎。
与此同时，“知识改变命运”依然有用，关键是把知识灵活应用，并能转化成生存、发展所需能力，转化能力越强，越能体现知识的价值。而且，知识的学习不止在学校和课堂，还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更要在社会的大熔炉中，向实践学习。这是正道，也是综合评价人才的重要参考。
第四，保障弱势群体，尤其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人口的平等受教育权，缩小地区间差距，这直接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以及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正如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所说，在教育决策中必须认真考虑对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的补偿。着眼机会公平，是高考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原则。
高考的使命尚未完结，但高考确实需要改革，在“变”和“不变”中寻找自身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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