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杜悦英
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科技界喜讯频传：10月15日，华北大地上，“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团队选育的超级杂交稻品种“湘两优900 （超优千号）”经过测产验收，平均亩产1149.02公斤，创造了世界水稻单产的最新、最高纪录。相隔不到一周的10月10日，千里之遥的中国西南部贵州省，“天眼”（即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ive-hundred-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简称 FAST）已超额完成年度观测任务，并发布了首批观测成果。
9月28日，FAST的实物模型在北京“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上亮相，它与国际上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刷新高铁商业运营最快速度的“复兴号”、目前世界上下潜深度最大的作业型载人潜水器“蛟龙号”以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等十八大以来产生的、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科研成果一道，收获着来自四面八方参观者的惊喜和赞叹。这些深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成就，正在锻造中国科技创新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因何而来？
制度护航
“以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揽全局，以体制机制的创新为重要支撑和动力，中国科技创新实力五年来显著提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部长马名杰研究员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开宗明义，强调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与政策框架为科技创新打下了坚实基础。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把发展的基点放在创新上，使之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潘教峰研究员说。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召开“科技三会”（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我国科技创新“三步走”战略目标（到2020年时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时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这是党中央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规划了我国以创新支撑和引领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和方案。“这意味着新时代的来临，中国吹响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把科技创新工作放到了中心位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袁岚峰副研究员说。
潘教峰向《中国发展观察》详细剖析了制度建设对促进科技创新起到的重要作用。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把科技创新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形成从新理念、新战略、新纲要、新规划到新行动的一整套创新理论体系和行动纲领。“五年来，我们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有很多新的亮点和特色。”潘教峰说，新政策的出台有力推动了改革不断深化，在科技体制改革、科技计划管理、创新要素集聚、创新主体活力、创新高地崛起、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环境营造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效：
新型科技计划管理体系基本形成。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科技体制改革举措，《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等一系列改革文件的发布，构成了今后一个时期科技体制改革的整体安排。《实施方案》提出的10个方面、143项具体措施中，都确定了启动、或完成或持续推进的时间节点，从实施情况看，基本按节点目标顺利落实。同时，军民融合实质推进，成立了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出台了军民融合发展纲领性文件《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
新型科技计划管理体系基本形成。2014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基本建成，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不断完善，30多个部门共同协商，合力推进国家科技计划统筹协调。近百项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基本完成优化整合，新五类科技计划布局逐步成型。重大专项进一步强化高水平创新供给，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机等“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陆续启动。重点研发计划部署启动40多个重点专项，承担单位覆盖全国各省（区市），立项数量明显减少， 资助强度显著增加。市场化运作的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和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陆续设立， 专门设立了面向重大专项成果转化的子基金，规模达到百亿元。基地和人才专项初步形成顶层设计方案。改造组建了7家科研项目管理专业机构，承接具体项目管理工作。
成就卓越
“我国的科技投入整体增加显著，项目支持力度基本翻番，涌现了大量上亿级的重大项目，同时人才项目数量大幅度提高。”华东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龚学庆教授告诉《中国发展观察》，这是他近五年来感受颇深之处。在袁岚峰看来，这正是五年来中国取得科技创新成就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数字显示，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投入不断加大，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研发大国， 研发经费增速持续高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2012年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到1.03万亿元， 2016年增长到1.54万亿元，是当年GDP的2.1%，约占全球研发支出的20%。相应地，我国在世界学术的产出占比快速上升，从20年前不到3%，2011年达10.2%，2015年达18%左右，科技论文产出和高技术制造增加值等重要指标方面已居世界第二位。从2008年到2014年，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分别增长400%和450%，分列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自2013年，我国的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均位居世界第三位，2016年同比增长了44.7%，达到4.32万件。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铁基高温超导、外尔费米子、CIPS干细胞、中微子能谱等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一批科技领军人物活跃在国际科技舞台。
潘教峰还观察到，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加大，为我国科技发展注入了活力。截至2016年底，“千人计划”已分12批引进6000 余名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在科技创新、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一支重要生力军。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由2011年的52.9万人次增加到2015年的62万余人次，年均增长5%以上。
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显著提升。十八大以来，通过规划引导、行业创新中心建设、企业研发能力提升、国企国资评价考核体系调整、创新型企业的培育与示范等一系列举措，企业在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得到显著提升。企业研发人员大幅增加，2015年底约425万人，比2012年增长26.2%。大中型企业建立研发机构的比例上升，2015 年底，我国累计认定的国家级企业（集团）技术中心为1187家，比2012年增加300家；企业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中心数量增长迅速，截至2015年底，建在企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为177个，占总数的36.8%；建在企业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144个，占总数的41.6%。2015年国家新兴产业创投计划累计资金总规模556.8亿元，比2012年增长92%；累计投资创业企业1233家，比2012年增加995家。
此外，区域创新高地加速崛起。十八大以来，在“一带一路” 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推动下，以及北京、上海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力度不断加大，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创新要素在区域层面加速流动融合、优化配置，有力推动了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合肥、深圳为代表的科技创新高地，带动京津冀、长三角与珠三角形成了各具特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产业集群。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高新区成为区域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武汉东湖、湖南长株潭、四川成都等国家自创区主要经济指标连续数年保持30%左右的增速。国家高新区营业收入连续数年保持年均17.4%的增速。
科研院所和高校创新活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对科技领域进一步简政放权、优化服务，科研院所和高校在选人用人、成果处置、薪酬分配等方面有了更大的自主权，让科研人员“少一些羁绊束缚和杂事干扰，多一些时间去自由探索”的氛围正在形成。龚学庆认为，在几代中国科学家持续不断努力、取得重要贡献的基础上，近年来国家科研经费投入的增加、以及科研工作者收入水平和工作生活环境的改善， 正是中国科技竞争力近年来显著提升的主要因素。
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给科研人员潜心治研营造良好环境，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成为现实，有力激发了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创新创造活力。财政部《关于完善中央单位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和中央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对中央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工作做了进一步明确，突出了中央高校、科研院所的自主权。
科技成果转化制度取得实质性突破。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在成果转移转化收益处置、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研发机构技术转移等方面，做出更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规定，国家和地方的配套性政策陆续出台，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良好的法律政策环境，科技成果转化对经济社会的贡献率得到提升。2016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15.97%，达到1.14万亿元，科技进步贡献率增至56.2%。技术孵化器、科技园、创新集群、众创空间、技术交易平台、产学研联盟、行业联盟、创新网络、创新平台等科技成果转化形式多样。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设立9支创业投资子基金，总规模达到173亿元，促进了科技创新和双创活动有效结合。
马名杰介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近期展开了一项关于落实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科研人员股权期权和分红等激励政策以及科研经费和项目管理制度改革进展情况的调研。调研结果显示，新政策执行后，科研人员对科研经费的满意度明显提高，对政策的认同感和获得感较强。
创新生态系统得到优化。十八大以来，有利于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不断健全，有效、良性的市场机制已经成为激励创新的核心力量， 创新政策保障与企业诉求有序对接，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进一步健全，新型研发机构加快发展，带动创新要素新组合。国内知名大学、企业、科研机构积极在海外设立研发和技术转移机构，国外知名大学、跨国公司、科研机构在华设立高水平研发机构和技术转移中心， 促进创新资源双向流动开放。“公平公正、开放透明的知识产权法治环境逐步建立，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更加健全高效、新业态新模式知识产权保护与关键领域关键环节知识产权保护效果有所提升。”潘教峰说。
未来之路
马名杰表示，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尚处于攻坚期，仍存在许多不适应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必须弥补制度短板完善激励机制，优化创新体系， 营造适宜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他提到，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课题组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提出，创新体制改革和政策要突出四个重点。
一是正确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在推动创新发展中的关系。进一步优化科技与创新资源的配置方式，提高公共支出的利用效率，多渠道提升创新投入水平。建立完善、公平、透明、有序、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有效发挥市场机制，激励创新作用。增加有利于创新升级的制度供给，营造公开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明确中央和地方在创新发展中的职能定位和分工协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二是有重点地优化创新政策， 壮大企业创新群体，培育创新领跑者。降低政策门槛，让创新政策惠及更多企业，扩大普惠性政策范围，避免简单以企业规模、盈利状况、专利数量等设置政策门槛，防止对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政策歧视， 提高政策公平性。加强部门间的政策协调，增强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度，形成政策“组合拳”。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创新型人才政策，建立一套与创新相容的人才激励机制。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增强企业投入创新的能力和动力。
三是进一步理顺产学研的功能定位。促进协同创新，着力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改进科学研究项目的决策机制，优化科学研究支出结构。实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提高基础研究对创新的支撑作用，确保国家战略得到有效落实。改进科学研究的评价机制，实行分类评价和分类管理。要发挥科研人员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在管理上体现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创新文化，创造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研究环境。完善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有效分工的合作机制，提高协同创新效率。消除阻碍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壁垒，破解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
四是扩大我国创新体系的开放度。高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坚持高水平的“走出去”与“引进来” 相结合。开展区域开放创新综合试验，重点放松对创新要素流动的管制。主动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和全球创新治理。一是加大国际科技合作力度，主动设置全球性创新议题， 在环境保护、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卫生等人类共同面临挑战的领域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开展创新和技术推广。二是在国际创新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如加强研究有关创新的国际规则，增强国内政策与国际规则的协调性，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逐步转变为制定国际规则的参与者，增强我国在全球创新治理中的话语权。
潘教峰说，国际上普遍认为美国、德国等国家是创新型国家，其共同特征一是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二是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三是研发投入在GDP 的比例一般为2%以上，四是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一般在30%以下， 五是在世界专利强势国家和地区所获得的专利数位居全球前列。与之相比，我国在相关指标方面存在差距，例如，多项综合创新能力排名世界第20位左右，科技进步贡献率为55%左右，对外技术依存度高于40%，高技术产品出口方面自主品牌出口在10%左右。总体上看， 我国自主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科技供给不能有效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需求。特别是技术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突出，技术有效供给不足，供给质量不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不足，已成为我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短板和软肋。
他强调，未来必须摆脱制约创新的路径依赖。我们的许多产业技术源头不在国内，引进成套技术和装备后，在消化吸收基础上的再创新不够，许多关键产业领域未能创造出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技术体系，使我国许多产业技术含量不高、大而不强，形成产业发展和技术发展的路径依赖，其消极作用日益显现，将严重影响和制约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质量和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必须抓准时机加以解决。
其次，在基础前沿领域下功夫。这是最重要的突破口和发力点。目前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原创能力不足，这是制约我国科技长期发展的软肋。尤其需要在那些最基础、最本质的基本科学问题上， 比如宇宙的演化、物质的结构、生命的起源、意识的本质等孕育突破的方向上以及数学方面加大研发力度。
三是在新科技革命可能产生重大突破的方向发力。如人工智能、脑科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新生物学等， 这些领域一旦突破，将会产生颠覆性技术，对产业、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潘教峰也同样强调，营造创新友好的制度和文化环境十分重要。他说，当前应重点从政策上支持“无中生有”的原始创新，培育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源头活水，重视新科技研究与应用的立法，如信息网络技术、干细胞技术、生物制品技术等，完善相关法律，防范伦理风险，为研究和新兴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龚学庆认为，尽管中国科技创新已取得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要居安思危，重视科技人才后备力量建设，注重青少年科学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并警惕可能出现的科研力量“人口红利”枯竭问题。
他还提到，在科研项目资助层面上，要注重“点”“面”结合。要坚持量大面广，给予普通基层科研工作者及其团队基本经费保障，即使是普通水平项目也不应过多“嫌弃”，以此保证科研“大后方”的稳定，为培养后备力量（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以及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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