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海刚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国民经济运行“成绩单”令人眼前一亮，赢得海内外诸多媒体的积极评价。2017年中国GDP增长6.9%，超出政府的预期目标（6.5%），也高于2016年的增长速度（6.7%）。中国经济自2011年进入下行通道以来首次实现加速增长。
中共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把推动高质量发展当作经济工作的重心，并着意淡化速度指标。不过，2017年实现6.9%的增速仍具有较强的标志性意义。应当看到，这一速度是在国际国内形势十分复杂的背景下、在严格管控风险和加强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取得的，来之殊为不易。更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8%，显示出中国经济的结构趋于优化，内生动力明显增强。
可以这么说，去年的经济增速既是对我国近几年一系列改革措施的肯定和“褒奖”，也为今后进一步迈向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空间。
同期披露的另一组信息也引起舆论普遍关注：继去年年初辽宁承认经济数据造假之后，最近又有部分地区自曝数据存在“注水”，宣布“挤掉水分”。内蒙古自治区初步认定应核减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00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0%，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基数也相应核减。天津滨海新区在更改统计口径（注册改为在地）后，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由万亿元调整为6654亿元，缩水幅度达三分之一。
有人据此质疑全国经济数据的可信度，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对此回应说，“中国核算体制实行的是分级核算体系，并不因为有少数地方或者一些地方、一些企业、一些单位的数据真实性存在一定问题而受影响。”
我们尚不清楚这些地区出手“挤水分”的具体原因，但中央近年来持续加大对统计数据造假的查处力度，却是一个可见的事实。而这，正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一方面，片面追求经济的规模和增速，甚至不惜为此注水造假，显然同注重提质增效的发展取向相悖；另一方面，数据失真也会误导判断与决策，造成财政、金融等各种风险的积聚，从根本上妨碍高质量发展。
以往各地之所以热衷于虚报数据，最直接的动因当然是“唯GDP论英雄”的政绩考核方式，“数字出官”导致“官出数字”。在其背后，则是地方政府之间的不良竞争。一个地方的经济数据“好看”，不仅会使这里的主政官员面子上有光，有更大的机会获得擢升；还会对外树立此地的“繁荣”景象，吸引更多投资者的青睐。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地方政府间竞争的确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各地发展经济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在整体上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从这个角度说，将地方竞争机制称为我们的一个制度优势并不为过。但是，随着这种竞争日益走向白热和无序，它的负面影响也愈加显露，突出体现为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严重、行政主导下的产能过剩等，以及衍生出数字造假这样的不正常现象。当下，要想推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亟须重塑地方政府间竞争模式，引入新的竞争内涵，建立更为健康的竞争关系。
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所要解决的是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问题；而能否实现高质量增长，还要解决“想不想”的意愿问题和“会不会”的能力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语）。这对地方各级政府来说无疑是一大挑战，需要中央通过恰当的考核评价机制加以激励、督促和引导。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用意正在于此。这套新的引导机制应该如何设定、包含哪些内容，目前还在讨论与探索之中。但可以确定的是，它必然会迥异于过去以经济增长为重点的发展观及政绩观，承载和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2017年12月26日，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环保部、中央组织部联合发布了《2016年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公报》。这是我国首度公布针对各省（区、市）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有关负责人表示，该评价会是今后长期开展的一项常规工作。另据国家统计局介绍，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明确核算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2019年将实行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这些调整和变化，均可视为中央改革完善地方发展评价体系与地方竞争机制的重要动向。
同时，还应考虑在地方发展评价中更加有效地发挥当地公众和社会的作用，使其有更高的参与度和更多的发言权。
我们期望，通过相关机制的构建和引领，能够形成各地竞相实践高质量发展道路的良性竞争“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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