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杨，环境科学博士。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管理世界》杂志社副总编辑。主要专注于人口、资源、环境政策的研究。
在关于《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的解读文章涉及的话题中， 这是关心的读者不多、争执的专家很多、吃力且不讨好的一个，但的确是我最喜欢的话题：不是好争（子曰“上士无争下士好争”）而是好野生动物，甚至若不是缘自对野生动物的兴趣也不会择业于环保：逢上难得的工作与兴趣统一且在这个发展阶段终于重要了的话题，值得探微索隐、明辨是非，哪怕惹是生非。
本来，国家公园必然保护野生动物，这有什么可说的？但因为涉及部门利益格局，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的关系，每个字眼乃至每个字的位置，都不仅意味深长而且可能“意在沛公”。在学术文章和部门规章中将这二者放到一起，不是新鲜事，但中央文件将二者放到一起，直到2015年9月《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第十二条才出现：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永续利用……。构建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的长效机制”。按一般阅读理解方式，似乎这最后一句是前面的水到渠成， 其实，只是这句重要的内容实在没地方安放了：单做一条太短，放别处？诸位看官，你们试下，都比此处更别扭。
又过了几个月，中央终于第一次明确了二者关系，且之间衔接的不再是句号。2016年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要着力建设国家公园，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要整合设立国家公园，更好保护珍稀濒危动物”。其后，中央深改组会议通过了东北虎豹和大熊猫这两个名字带野生动物的国家公园的试点实施方案。许多人由此推论，中央建国家公园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至少，有一种类型的国家公园的功能就是保护野生动物。野生动物国家公园就是野生动物类型国家公园？用国家公园形式保护比用自然保护区形式更好？最应该最严格保护的是东北虎豹和大熊猫？这些问题，值得专门探讨，否则难免理论上不明就里、实践中不分主次。
野生动物国家公园就是野生动物类型国家公园？非 ！
这两个概念的差别，直接涉及国家公园的功能定位。《总体方案》中明确了“国家公园是指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边界清晰，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 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域”，且其中几乎没有与野生动物相关的内容， 只是在“完善责任追究制度”中， 提到“强化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的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主体责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开发矿产资源或其他项目、偷排偷放污染物、偷捕盗猎野生动物等各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显然，保护野生动物并非国家公园的主要功能，那为什么有两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要用野生动物来冠名呢？答案其实很简单：野生动物国家公园不等于野生动物类型国家公园，只是这些区域的共性只能用主要保护物种的名称来概括，但并非像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那样重点在于保护该物种栖息地（类似地，北京长城国家公园也并非只有文化遗产资源重要，也具有重大生态价值，这样取名和划界也只是这个区域可以用北京长城这条线索连接起来，具体分析可参见“第一批国家公园可能是哪些”，载于《中国发展观察》2017年第21期）。
梳理一下2015年以来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可以发现最终确定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都是按生态系统来定名的，原来以行政区命名的都在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文件中更名了，如开化更名为钱江源、城步更名为南山等。祁连山国家公园曾经被建议命名为祁连山雪豹国家公园，也因为如此，中央批复的方案中还是删掉了雪豹二字。
但保护生态系统常常也意味着保护珍稀动物（反过来却是百分百肯定，不是“常常”），因为生态系统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往往是通过该区域生物多样性的丰度和物种的珍稀程度来体现的，而就地保护任何具体物种的重要方式，重点就是其栖息地的保育，一些物种，其适宜的栖息地基本就能代表某种生态系统。而且，很多时候不易看出生态系统保护有哪些具体需求，也不易看出生态系统保护的效果，通过这种对生态系统重要的物种的相关情况，易于回答这些问题。
知道了有这样具有代表性的物种，是什么物种呢？窃以为要先分清若干概念：指示物种、旗舰物种、伞物种、基石物种，从管理工作而言，重点是前二者。全面监测和管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是很困难的，指示物种是利用最多也最广泛的方法，尽管选择适合的指示物种的标准存在很大争议，但有些物种的最适生境要求基本就可反映某种生态系统的主要特点及其现实状况。例如，青海湖裸鲤（图1） 就是可以判断青海湖流域“水— 鱼—鸟”系统安全状况的指示物种，其数量及数量变化（涉及洄游路线的生态）对生态系统质量有良好的指示作用。这种方法其实在环保领域广为应用，如用活性污泥法的污水处理厂，适量轮虫（参见图2）出现时，说明出水水质较好（肯定达标）；过量的轮虫出现，则是污泥要膨胀的预兆。又如，有不少底栖动物可作为水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敏感的蜉蝣目动物能指示水质是否良好，而寡毛纲颤蚓科动物（如喂观赏鱼的红线虫）大量出现则是水质变差的标志。不过，不同功能的水体，起到指示作用的动物也不同，即很多动物的指示功能相对单一，且这些动物往往不具备公众魅力，这就很难给公众建立保护动物与生态环境质量之间的联系。换言之，这些动物能指示生态环境却不是“绿水青山”的形象代言者。
这种情况下， 保护生态， 尤其是形成“共抓大保护”的合力，更依赖旗舰物种（f l a g s h i p species）——这个保护生物学概念有两方面含义：从生态学角度是其仅分布于某些特定的生态系统中，管理者通过关注这个物种的保护需求，就易于监测和管理大面积生境（即具有一定的广域、多功能指示物种的功能）；从社会参与角度，是其大多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美学价值或文化价值（即“有颜值”，如大熊猫、雪豹、江豚等），易于唤起公众对保护行动的关注和获得全社会的支持（即“有群众基础”），其作用类似保护的代言明星。这类物种的存亡一般对保持生态系统、生态过程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无根本性影响（区别于基石物种），但其公众魅力却能使保护真正成为大保护。不过，旗舰物种并非主要从保护生态系统这个维度构建的概念，严格意义上不能与指示物种相提并论，这时就依赖另一个概念——伞物种(umbrella species)。伞物种保护的涉及面广、要求高，对一个物种的保护就可以对整个生态系统起到伞护作用。换言之，能够以点带面，做好了对这个物种的保护工作，基本就兼顾了这个生态系统的需要。例如，要保护好东北虎，实际上必须保护好其食物链上多种动物的栖息地（不过，有些生态系统中什么没有明显的保护伞物种，这样就不能运用保护伞物种来进行环境保护了。即这种方法不一定适用于任何生态系统）。
通过保护野生动物来保护生态系统，最理想的情况是某个物种既是指示物种，也是伞物种， 还是旗舰物种。东北虎就是中温带针叶落叶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的“三合一”物种，健康的东北虎种群的存在，就意味着最高质量的中温带针叶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的存在（也因此，严格来说，缺少豹亚科动物的欧美国家，其森林生态系统是残缺的，尤其在许多国人心目中视为天堂的瑞士等国）。而大熊猫这个最典型的旗舰物种，对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的指示意义就不强，其栖息地要求与这类生态系统的典型特征存在一定差异且其难以通过食物链建立与其他动物的强关联，其对人类干扰的适应性也与这个生态系统中的大多数动物存在明显差异（如对各种道路和噪音都较为敏感，具体参见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欧阳志云团队的相关研究“Reassessing the conservation status of the giant panda using remote sensing”，载于2017年9 月25日出版的权威期刊《NATURE— ECOLOGY AND EVOLUTION》（自然——生态与进化），第一作者徐卫华），因此，不一定是较好的伞物种（尽管学界这方面的声音很强）。所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主要功能其实就是加强中温带针叶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保护（不过， 由于东北虎活动的范围较大，其种群栖息地范围通常会大于考虑了操作性的国家公园的范围，因此，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还不能完全以东北虎种群的活动空间来划界），但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主要功能却不一定在现实中体现为保护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生态系统， 毕竟大熊猫的生态位过于特化了。
总之，辨析野生动物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类型国家公园的区别， 应用到管理工作中，可一言以蔽之：野生动物国家公园保护的不是动物，而是生态系统，而作为名称的这些动物，应该是这类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和伞物种，最好还是公众喜闻乐见的旗舰物种。这样，保护重要的生态系统，就有了“拟动物化”的标志，就会成为公众易理解、愿参与、能共享的事业。只是，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这个全球唯一的热带以外的生物多样性超级大国，这样的物种有很多，远不止大熊猫、东北虎、东北豹、雪豹……
要加强保护，用国家公园形式比用自然保护区形式更好？是 ！
这个问题好像现在近乎是共识了，大家都知道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是中央直接抓的大事，“国家公园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不过，并非在自然保护方面就是国家公园包打天下，那既不合理、也不可行。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在功能、形态上是有区别的（参见“国家公园不是自然保护区的升级版”，载于《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第16期），二者可以各司其职，其关系在IUCN的保护地分类体系中已有较科学的表达。
而且，中国的自然保护区事业总体是较为成功的。根据2016年时任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所作的《关于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 目前全国有超过90％的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类型，约89％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以及大多数重要自然遗迹在自然保护区内得到保护，部分珍稀濒危物种种群逐步恢复。这样的结论有多方面详实的数据作为支撑。如2001年底国家林业局启动实施了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其中包括大熊猫、朱鹮、虎、金丝猴、藏羚羊、扬子鳄、亚洲象、长臂猿、麝、普氏原羚、野生鹿类、鹤类、野生雉类、兰科植物和苏铁等15个物种保护工程。这些物种，迄今全部实现了数量增长（以2001年底为时间基点，其时已经没有华南虎的野外发现记录）。又如，国家林业局发布的第一批濒危野生动物专项调查（2011年启动）结果显示，与1995年的全国第一次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结果对比，此次调查的14个物种中，四爪陆龟、莽山烙铁头蛇两种的种群数量有所下降，栗斑腹鹀、扬子鳄、六盘山蝮、秦岭蝮、蛇岛蝮等种群数量保持稳定，海南长臂猿、朱鹮、黑脸琵鹭、遗鸥、黑嘴鸥、黑琴鸡、瑶山鳄蜥等种群数量均呈增长态势。从保护管理措施效果看，14个物种均受到良好保护，其中海南长臂猿、扬子鳄、四爪陆龟、蛇岛蝮的全部或绝大部分野生种群都被保护在自然保护区内。
但也是这个报告中的结论：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制有待健全。一些自然保护区按照行政区界划建，导致同一生态系统内分设不同的自然保护区，影响了生态系统完整性。部门间的协作配合还需进一步加强”；也是这次专项调查的数据：我国34.69%的物种受到栖息地被干扰、破坏、被分割、退化等的较“强”程度的威胁，明显高于这些野生动物的食源干扰、水源干扰、人为直接干扰和大型建设干扰等威胁因素。另外，总体的情况还可参考以下事实：从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公布的反馈情况来看，自然保护区违法违规问题不仅仅是甘肃省独有的问题，内蒙古、黑龙江、宁夏等多个省区相当数量的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内普遍存在数量多、规模大、范围广的农业开发整治、矿产探采、旅游开发等违法违规开发建设问题；有的法律、部门规章等对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未提及，致使其他部门尤其是规划、项目的审批部门，对其认识不到位，在审批过程中容易忽略；据2015年7月中国公布的《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中国提前完成了多个千年发展目标，唯一未达标的一项是7B 项，即“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到2010年显著降低生物多样性降低的速度；2016年环保部、中科院联合发布的《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16》中明确提到：我国已知生物物种86575种，包括动物界35905种，其中有大量迁徙物种。但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等因素，导致迁徙物种栖息地大量丧失和破碎化，使许多珍稀物种数量锐减。尽管生物多样性总体下降的情况是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趋势，但中国这个生物多样性超级大国应该也可以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在目前发展方式尚未根本转变、自然保护区保护力度受到体制性制约的情况下，用国家公园的形式加强保护，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须的。国家公园才能实现更好的保护，主要原因来自体制整合、强化和空间整合。首先是因为其有体制上的保障：如《总体方案》中在“权、钱”方面提供了制度保障（具体参见“事权统一、责权相当；中央出钱、指导有方——解读《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之一”，载于《中国发展观察》2017 年第19-20期合刊），这样就可避免监守自盗和相关部门的法人犯法（如甘肃省国土资源部门对祁连山自然保护区采矿权的违法审批）； 然后是因其实现了空间整合，可以完整地保护生态系统，避免重要物种栖息地的破碎化和更好地发挥生态服务功能。例如，目前，野生大熊猫被隔离为30多个种群。由于旅游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 再加上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可能影响，部分被隔离的大熊猫小种群局部灭绝风险很大。为了确保野生大熊猫的长期生存，需要加强自然保护区网络建设和廊道建设，增强栖息地的连通性，还要从整个生态系统完整性的角度进行综合考虑，将大熊猫种群保护与生态系统水源涵养等服务功能保护相结合。这些方面的加强，目前国情下，恐怕只有中央亲自抓的国家公园能够实现， 即国家公园的主要功能虽然不是保护野生动物，但可能是目前国情下保护珍稀物种的最好方式。
当然，也应该看到，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国家公园还是要与其他类别的保护地在功能和管理方式上有所区别，才可能从国家层面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从体系角度让各类保护地各尽所长，从发展角度让地方政府易于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这一点，实际上也是国际惯例。大多数国家的国家公园的功能是保护大范围的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其管理和命名都与自然保护区存在差异。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功能区别，在许多大国都很明显。如俄罗斯的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美国的保护地体系里既有国家公园体系，也有鱼和野生动物保护局（FWS）的保护区(refugee, sanctuary)体系。尽管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NPS）和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FWS）两个体系平行并存，但他们的任务和使命是有区别的（参见图3，从其徽标的图案中即能看出二者的保护对象和使命存在差别）。NPS这样阐述自己的角色和使命：“为尽可能完整无损地保存国家公园的自然文化资源与价值，以确保人民世世代代欣赏之、为之教育和为之激励，国家公园管理局与合作伙伴共同致力于将自然与文化资源的保护与户外游憩推广到全国乃至世界”。FWS的使命则为：“与社会各界一起保育、保护和促进鱼类、野生动物和植物及其栖息地持续的贡献和保障美国人民的福祉”。FWS负责约600处国家野生生物保护区管理以及《国家濒危物种保护条例》的执行，并担任《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的技术支撑机构。显然，后者聚焦于具体的物种，其面对的管理问题也较国家公园简单，因此，其技术标准体系和管理机构设置也明显比NPS简单。
最应该最严格保护的是东北虎豹和大熊猫？非 ！
明确了国家公园的主要功能虽然不是保护野生动物但可能是目前国情下保护珍稀物种的最好方式， 就应该想到这么珍稀的“国家公园行政资源”，应该优先用于保护哪些珍稀物种呢？
目前中央已经确定的大熊猫和东北虎豹自不待言（估计国人投票的话，它们入选也是大概率事件），但用理性标准来看，它们真的重要吗？可以把理性标准凝炼为两方面：①生态系统和国家形象的代表性；②用最大力度保护的迫切性。
《总体方案》反映出来的国家公园的三个特征是：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前两者与野生动物结合起来，就是生态系统和国家形象的代表性。对懂行的人来说，重要物种的存在是生态系统完整性和质量的主要标志。为什么说对中国人来说是最佳人居环境的瑞士的生态系统基本没有全球存在感，就是因为其长期的人类活动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今天的瑞士只能称为人工花园，基本没有全球意义上的生态价值。而一个有虎存在的森林生态系统，一定是完整的、多样的、顶级的。而且，特有物种还是国家形象的重要代表，如大熊猫肯定是中国的全球通用符号。只是，考虑这些物种代表的生态系统对国家的重要性和其濒危的程度，其真的是最需要用最大力度来保护的吗？
华南虎和白暨豚真的是需要的，但今天说这话已经晚了，还有些如风中残烛一样的重要物种，可能是真的需要，例如——云豹。
云豹的知名度和公众影响力与大熊猫、东北虎相比是霄壤之别， 但其对国家生态系统的代表性至少比大熊猫重要：大熊猫其实对生态系统的指示性并不强，且由于其对人类干扰行为的适应性迥异于同一生态系统中的多数物种（可参见前述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欧阳志云团队的研究成果，如大熊猫刻意回避几乎所有道路），在反映栖息地质量上缺少代表性。而云豹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的伞物种，也是我国这类生态系统中处于食物链顶端的旗舰物种，其种群存在是该类型生态系统健康完整的重要标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是我国约60%的人口生活地域主要的生态系统（常绿阔叶林的分布区约250余万平房公里，在世界上分布面积最大，发育最为典型），因此， 云豹具有对我国涉及人群最多的生态系统最重要的指征意义。但2007 年后，全国除了滇、藏国境边缘区域仍有确凿的发现记录（红外相机照片），在其他区域基本消失。但黄山区域在整个中东部仍具云豹种群生存的最佳条件，这有多种相关记录佐证（ 参见图4 、图5）。这样重要的物种（很好地体现了生态系统的代表性和用最大力度保护的迫切性），仍有较大的可能活动在人类活动强度较高的黄山区域，没有国家公园这样实现了体制整合和空间整合的形式，靠目前的自然保护地是难以挽救这样的极小种群的。
与云豹类似的，还有濒危程度弱一些但也一样没有得到国家太多恩泽的华北豹。这样大个体的豹（平均体重显著大于东北豹，且外观比东北豹更醒目。2017年相关国际组织认为东北豹和华北豹是同一个亚种，但其理由并不充分（如忽略了东北豹和华北豹这两个亚种长期的地理隔离，长城就是最明显的隔离线），也没有足够的调查数据和基因分析数据支持），非常适于作为华北区域温带阔叶林生态系统的“三合一”物种，只不过其重要性还未被“中央”了解。这么可爱的“豹豹”，还需要大家多向中央“报报”，多让公众“抱抱”。很巧的是，与华北豹栖息地交错的， 还有一种中国特有物种——褐马鸡（参见图6）。这是马鸡中最为名贵的种类（观鸟界有“九鸟不如一鸡”的说法）却好像不为大众所知。实际上，其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从战国时赵武灵王起，历代帝王都用褐马鸡的尾羽装饰武将的帽盔，称为“冠”， 用以激励将士，直往赴斗，虽死不置。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清朝时改为蓝翎和花翎，蓝翎纯为“鹖”羽，品级较低者戴之；花翎则外部为“鹖”羽， 内部为孔雀羽，高级官员配戴， 并且以翎眼多少来区别官员的高低。戏剧中武官头上所戴雉鸡翎， 正是褐马鸡的尾羽。在国际上，褐马鸡与大熊猫齐名，被世界雉类协会放在其会徽上。我国褐马鸡总数为5000只左右，但分布区破碎化、不连续，对种群基因交流不利。由于褐马鸡栖息的海拔高度很低，更接近人类生活区域， 因而人为干扰更为严重：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也给褐马鸡的生存带来极大的压力。在山西太行山区，沙棘的浆果是冬季降雪封山以后褐马鸡的主要食物，由于人们对沙棘的开发利用，造成了人与褐马鸡争夺沙棘的现象。太行山的居民在褐马鸡的栖息地内一年四季放养马、牛、羊等牲畜，这种放养也严重惊扰褐马鸡的正常生活。另外，每年春末夏初是褐马鸡的繁殖期，也正是当地村民上山采药、砍柴、割条、挖菜等经济活动频繁的季节，许多村民在丛林中发现褐马鸡的巢就连窝取走，或追逐驱赶孵卵的雌鸟，使它的繁衍生息受到威胁。如果成立了太行山国家公园，将华北豹、褐马鸡等同样完美地体现了生态系统和国家形象代表性、用最大力度保护的迫切性的物种连同其代表的生态系统“打包”保护起来，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帮助当地进行生态文明体制建设、实现绿色发展（具体可参见“国家公园、生态文明制度和绿色发展”，载于《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第5期），这才是抢救性保护、“共抓大保护”和“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的结合，才是只有国家公园能干而自然保护区干不好的事。
惹完了大家关注不多但争论很多的野生动物和国家公园的是非， 就该说大家高度关注但还来不及细究的国家公园和各类保护地及旅游景区的关系了，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才一语定势“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大局和方向已定，这些保护地及数量甚至更多的以保护地资源为主体的旅游景区（现实中很多保护地与旅游景区的关系的确像两件马甲互穿）何去何从，请看下篇“三说国家公园和既有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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