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中卿
刚刚过去的2017年，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成效，经济增长新动力正在形成，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有所提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稳中有进。GDP跃升到82.7万亿元，同比增长6.9%。其中，第一产业增长3.9%，第二产业增长6.1%，第三产业增长8%。分季度看，一至二季度增长6.9%， 三至四季度增长6.8%。全年制造业PMI都在51%以上（ 其中9 月52.4%），非制造业PMI更高。实现2010年以来首次增长加速，下行压力有所缓解。
二是结构优化。制造业优化升级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6%，同比提高0.6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4%和11.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0.2%，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5.48万亿元，增长2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14.8%。单位GDP 能耗下降3.7%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继续明显减少。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率化分别提高1个百分点。
三是动能转换。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4.5%，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高到51.6%， 比第二产业高11.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8%，比第二产业高22.5个百分点。全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预计达到21.3%，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57.5%。
四是效益提升。CPI比上年涨1.6%，涨幅比上年回落0.4个百分点。PPI同比涨6.3%，结束了自2012 年以来连续5年下降的态势。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逐步提高，企业利润、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状况都比较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26 万亿元，增长7.4%，扭转了2012年以来增速下滑的趋势。城镇新增就业1351万人，同比增加37万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9%，实际增长7.3%，比上年加快1个百分点。1000多万人实现脱贫， 340万人异地搬迁。
2017年2月18日，我曾在“国研智库论坛·新年论坛2017”上分析了2016年经济运行出现的5个苗头性变化。值得高兴的是，经过2017年的努力，5个苗头性变化中有3个已经调转势头，没有成为趋势性变化， 但也存在其他困难和问题。还有两个苗头性变化处于继续演进当中， 需要高度警惕。
第一个苗头性变化：粮食生产在连续12年增长之后，第一次减产。2015年，总产量达到12429亿斤，比2014年增产280多亿斤，实现了历史上连续12年增产。2016年， 总产量达到12325亿斤，比2015年减产104亿斤。在2016年粮食减产之后，2017年又恢复增产，粮食总产量12358亿斤，增产33亿斤（增加0.3%）。其中，早稻635亿斤（下降3.2%），夏粮产量2806亿斤（增长0.8%），秋粮产量8917亿斤（增长0.4%）。
从农业发展看，目前存在着“五个不平衡、五个不充分”。
一是农产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不平衡，农业的质量发展不充分。大路货多，市场需要、特色鲜明、消费者青睐的优质绿色品牌农产品少，难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多元的农产品需求。
二是农业生产的规模与效益不平衡，农业的效益实现不充分。农业仍然大而不强，比较效益偏低， 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
三是农业的生产与生态功能不平衡，农业的生态功能发挥不充分。人民吃饱饭不成问题，但农业的休闲娱乐、教育科普、健康养生等功能挖掘不足。
四是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利用不平衡，农业国际市场和资源开拓不充分。农产品进得多、出得少，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农业走出去也还处于起步阶段。
五是各类主体发展不平衡，小农户分享农业现代化成果不充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壮大，但与小农户大多是简单的土地流转、劳动雇佣或产品买卖关系，很容易对小农户产生挤出效应，甚至剥夺他们的发展机会。
第二个苗头性变化：在投资增速跌入15年最低点之际，民间投资第一次大幅度下滑。201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6.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9.8%。201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9.7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8.1%。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投资仅增长3.2%，增速降低6.9个百分点，比全部投资增速低4.9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比下降至61.2%，比2015年降低3个百分点。
2017年，尽管民间投资增速有所提高，但制约民间投资积极性的因素仍然存在，“玻璃门”和“弹簧门”、市场准入隐性障碍、投资成本高等阻碍民间投资增长的问题仍然存在，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速还在继续下滑。201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3.17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7.2%，比2015年回落0.9个百分点。其中，民间投资增长从2016年的3.2%提高到5.7%，但增速比全部投资低1.5个百分点，在整体投资中占比从2016年的61.2%继续下降为60.5%。
受投资回报率偏低、市场前景不明朗等因素影响，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活力不强，企业不敢投、不愿投的现象依然存在；在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等情况下，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受到一定影响；加上房地产销售放缓影响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低于预期目标。
主要是民间投资的有效投资空间较窄，由于实体经济回报率较低，制造业等主要领域民间投资意愿不足，而铁路、电信、电网、油气等领域存在体制性障碍，民间投资主体难以进入。
有序规范引导对外投资的相关政策效果不断显现，企业对外投资更趋理性，因此境外直接投资低于预期目标。
第三个苗头性变化：在流动性连续近20年急剧增长条件下，广义货币与狭义货币第一次出现“剪刀差”。 2016年12月末，广义货币155万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超过104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超过166万亿元。在流动性宽松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狭义货币（现金+企业活期存款）增速大大超过了广义货币（狭义货币+ 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和其他存款），导致了狭义货币与广义货币二者之间的“剪刀差”。 2016年12 月末，广义货币增长11.3%，而狭义货币增长21.4%。有的专家把这种M1增速大大快于M2增速的剪刀差称作“流动性陷阱”。
2017 年，尽管广义货币与狭义货币“剪刀差”有所缩小，但流动性膨胀依旧。M2增速从11.3% 降至8.2%。M1增速从21.4%降至11.8%。截至2017年12月末，广义货币余额超过167万亿元，同比增8.2%。狭义货币增11.8%，流通中货币增3.4%。人民币贷款余额超过120万亿元，新增13万多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过17万亿元，新增近20万亿元。2017年出现的最新情况是居民杠杆率有所上升，新增住户人民币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重达到52.74%，比2016年提高2.69 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广义货币余额、人民币贷款余额、社会融资总额均超过100万亿元的同时，地方政府债、非金融企业债、僵尸国企债、居民债务等债务率快速上升。目前，政府、居民、企业部门全部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250%左右。其中，政府负债率46%左右， 居民负债率44%左右，企业负债率为160%左右，宏观杠杆率过高。
2018年控制宏观杠杆率，一定要平衡好稳增长与去杠杆的关系， 下决心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综合运用多重货币工具，严格控制广义货币（M 2）增速，保持人民币贷款、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维护市场流动性基本稳定。
第四个苗头性变化：在进出口连续3年下滑的条件下，对外投资连续两年超过国内利用外资，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5年，货物进出口下降7%。实际利用外资1356亿美元，境外直接投资1456亿美元，资本净流出100亿美元。2016年，货物进出口下降0.9%。实际利用外资1260亿美元（增长4.1%）；境外直接投资1701亿美元（增长44.1%）， 资本净流出44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以个人名义在境外购买不动产，以及通过地下钱庄等非法途径和私自携带资金出去的。国内部分企业通过不规范运作，利用期限错配和加杠杆，把大量借到的国内短期资金投放到国外进行非理性投资投机， 一些企业盲目并购，极少数借机转移资产。截至2017年1月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连续7个月下降，跌破3万亿（2.998万亿）美元关口，创2011年2月来新低。
2 0 1 7 年， 货物进出口增长14.2%，进出口规模创6年新高， 有望重回世界首位。其中，出口增10.8%，进口增18.7%，顺差2.87万亿元。实际利用外资1310亿美元（增长4%），境外直接投资1201亿美元（滑降29.4%）。截至12月末， 外汇储备余额3.14万亿美元，较年初上升1294亿美元，升幅为4.3%。
第五个苗头性变化：在经济增速连续7年下行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第一次低于GDP增长速度。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8.9%，实际增长7.4%。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5%。2016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8.4%，实际增长6.3%。其中，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2%。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比GDP增速低0.4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低1.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低0.5个百分点。
在经济增速连续7 年下行之后，2017年GDP增速实现2011年以来首次加速，2017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74元，同比名义增长9%，实际增长7.3%，高于GDP增速0.4个百分点。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恢复高于GDP增长速度，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比上年缩小0.01，但收入分配差距依然呈扩大趋势。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自2003年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0.46以上，其中2008年高达0.491，在此之后7年逐年下降，2015年降至0.462。但近两年又连续小幅反弹。2016年，全国基尼系数为0.465，比2015年上升0.003。2017年，全国基尼系数为0.467，比2016年上升0.002。从五等份分组看，2017年，全国居民高低收入组收入倍差为10.90，比上年扩大0.18。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推进改革发展成果全民共享任务依然艰巨。
总的来看，2017年经济运行好于预期，稳的基础更扎实，进的动能更有力，好的趋势更明显。但是，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稳中也有忧，进中也有难，好中也有一些隐患和风险。从2017年经济运行和2018年经济发展面临的任务来看，我国经济发展还面临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发展质量还不够高，二是创新能力还不够强，三是内生动力还不够足，四是实体经济还面临不少困难，五是民生领域还存在不少短板，六是金融财政领域还潜伏不少风险隐患。
如何判断2018年经济走势？占多数的意见认为，2018年中国经济还会在继续承压中下行，尽管2017 年比2016年提高了0.2个百分点， 但不能算作触底反弹。2018年进入新旧动能转换加快、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增强、发展质量和效益改善的阶段，GDP增长很可能呈现稳中趋缓、缓中向好的态势，用图形描述就是大L型底边加小W型波动。当然，这种小W型波动，是在L型底边新平台上的波动，短期看既不存在大幅下行的压力，也不具备明显走高的条件。
但也有一种声音，相信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增长周期，尽管在中央大力去产能、去杠杆、严监管之下，2017年GDP增速仍高于预期。只要加速改革，放松监管，依托创新驱动，激活民间投资，2018 年有可能在2017年基础上继续再往上走。
2018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也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纲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第一个百年目标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我们必须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准确分析研判国内外形势，不断创新调控方式，加强财政政策、金融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社会政策、对外政策的协调配合，在区间调控基础上，更多采取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一）财政政策：维持积极取向不变，从全面积极转向局部偏紧，重在减税降负，优化支出，聚力增效。
1.规范收入。实际上就是将减税、清费、降负真正落到实处。近来，美国减税已经确定下来，日本、法国、印度也相继调减本国税收，我国应密切关注境外国家税改进程，积极准备应对预案。更为重要的是，要进一步研究国内减税。要很好地研究减税、清费、降负的关系。减税要依法进行，2018年准备减税一万亿元，政府应当提出减税方案，报全国人代会批准以后实施。减税要落到实处，清费特别是清理非税收入也要落到实处，企业负担才能减轻，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才有可能实现。
2.优化支出。2018年预算编制执行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在预算执行中还要规范严肃，尤其是调整优化预算支出结构，进一步发挥好财政政策在促进结构调整和民生保障方面的重要作用，着力压缩一般性支出，确保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大攻坚战、“三农”、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领域的支持。
3.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财税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要按照十九大的要求， 加快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继续提高中央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地方税体系，改革消费税。按照新预算法的要求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和预算监督制度。
4.加强税收法定工作。税收法定包括立法，也包括法律实施。现行18个税种，6个已经有法律规范， 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车船税、环境保护税、船舶吨税、烟叶税；准备列入2018年立法的也有6个，包括契税、车辆购置税、耕地占用税、消费税、印花税、资源税。但是大家认为这些都是小税种，希望对主体税种，特别是对企业影响大的税种如增值税、消费税、关税也要加快立法进程，对房地产税法也要加快推进。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并不是把条例简单地平移上升为法律，而应该在立法过程中统筹研究和完善税制。能不能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在2020 年全部完成税收立法任务，时间十分紧张。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还有严格执法的问题。例如，税制、税率调整特别是减税事项，应该及时报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 待决定之后再对外公布、开始实施。
（二）货币金融政策：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松紧适度，重在控制宏观杠杆率，服务实体经济，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1. 优化信贷结构，提高资金周转和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积极发挥信贷引领作用，不断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扶持力度。推动传统金融拓展普惠金融服务，支持小贷公司、融资担保机构、融资租赁公司、民间金融等普惠金融业态稳健发展，补齐普惠金融的发展短板。加强对创新驱动发展和新旧动能转换的金融支持，加大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重大改革举措、重大工程建设的资金支持力度。完善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推动地方政府设立政府背景的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担保基金等，缓解中小微企业担保困难。
2.深化利率改革。有效引导利率水平。建立目标利率和利率走廊机制，疏通央行货币政策利率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防止出现短期流动性短缺的冲击。
3.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抓住美元坚挺的窗口期，深化汇率改革， 保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基本稳定，逐步提高国际贸易结算中使用人民币的比重。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管，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4.深化金融改革。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推进银行体系改革。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建立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创新小微企业信贷风险分担模式。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改革并完善金融监管框架。
（三）产业政策：聚焦弥补市场失灵、营造公平环境，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供给体系质量。
1.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产业政策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2.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我们要充分利用好、发挥好传统制造业的基础和优势，注重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通过技术改造等方式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提高供给质量，促进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发展，促进传统动能焕发生机。
3.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战略新兴产业虽然体量较小，却是未来发展的方向。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产业发展方向，制定新行业战略规划，开放新产业进入门槛， 切实支持和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第三代移动通讯、生物育种、生物医药等新兴战略产业，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加快发展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促进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发展。要大力扶持技术密集、知识密集、高附加值、高加工度产业，促进产业集群的生成和发展，促进新动能发展壮大。
4.培育壮大新动能。进一步提高科研预算，万众创新，扩大科研加计扣除的范围，提高额度。促进新业态、新产业、分享经济。
（四）社会政策：积极回应群众需求，尽力而为（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量力而行（避免民粹主义和福利主义），注重解决好民生问题。
1.积极扩大就业。开发人力资源，培训、职业教育改革。做好化解过剩产能职工安置工作。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专项服务。支持农民工、转业军人返乡创业。
2.调整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当前，全社会已经形成基本共识： “蛋糕”做大了，还要把“蛋糕” 分好。从当前来说，需要提高公职人员工资，提高离退休人员待遇。从长远来说，一要完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进一步提高劳动所得比重。二要改革国民收入再分配，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比重。三要优化创业致富环境，进一步扩大中产阶层规模。
3.增加基本公共服务。在现有财力增长和分布不均衡约束下，进一步提高就业、教育、医疗、居住等民生问题。
4.完善社会保障。保住基本， 兜住底线。落实好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整合工作，基本实现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服务标准和评价体系。
5.推进精准脱贫。加大政策倾斜和扶贫资金整合力度。强化对老年人、残疾人、重病患者等特殊贫困人口的精准帮扶。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五）对外开放政策：以“一带一路”为重点，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引进来”与“走出去”协调发展，实现更高水平开放。
1.继续加强外资引进工作。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减少对外资准入限制性措施，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不断改善外商投资营商环境，切实保护好外资企业在华的合法权益， 深化外资管理体制改革，更加重视资金、技术和管理“引进来”， 做好出口升级和进口替代，充分发挥外资作用，以庞大的国内市场为支撑，着力培育优质产品、知名品牌，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2 . 推动优势企业和过剩产能“走出去”。我们应准确把握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鼓励有条件或有市场潜力的企业到资源富集国家和地区开展投资与合作，支持品牌和产品“走出去”， 支持企业收购国外先进技术。对一些国内还有生产空间的行业和企业要正确区分“走出去”与“搬出去”，警惕产业链条整体外迁， 造成产业空心化。对支撑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国内市场供应的产业，要引导在国内合理布局，支持内迁西迁，在梯度转移中实现转型升级。
3.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参与公共产品供给，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全球化进程，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发展治理新格局、新体系、新平台，构建全球治理公平合理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作者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本文是作者1月27日在“国研智库论坛·新年论坛2018”上的演讲，本刊记者张菀航整理，刊发前经作者本人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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