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诸葛亮曾为蜀汉太子刘禅亲笔抄写了4部书籍供他学习，排在第一位的是《申子》，这部书在刘备后来留给刘禅的遗嘱中再次被提及。《三国志》在评价曹操时也说他“揽申、商之法术”，这里的“申”指的是《申子》一书的作者申子。申子和他的《申子》究竟有何高妙，以至于曾经受到过如此高的推崇呢？
传奇小吏
申子名叫申不害，出生于公元前385年，战国时期的郑国人，曾担任郑国小吏，《史记》说他是“郑之贱臣”。郑国后来被韩国所灭，申不害于是成了韩国人，仍是一名基层官吏。
如果在太平世界，申不害也许永远只是一名小吏，但处在风云变幻的战国时代，时局的跌宕起伏成为一些人改变命运的契机。韩昭侯四年（前354年），一向与韩国有矛盾的魏国出兵伐韩，包围了距韩国国都新郑不远的宅阳，面对大兵压境，韩昭侯和大臣们都感到束手无策。
这时，身为下层官吏的申不害挺身而出，他向韩昭侯献策说：“我执圭于魏，魏君必得志于韩，必外靡于天下矣，是魏弊矣。诸侯恶魏必事韩，是我免于人一之下，而信于万人之上也。”“圭”是古时臣下朝见天子时所执的一种玉器，申不害建议韩昭侯执圭拜见魏惠王，其目的在于示弱，申不害认为魏王一定会心满意足，由此更加骄傲自大，这样就会引起其他诸侯国的不满，他们会转而同情韩国。
申不害提出“夫弱魏之兵，而重韩之权，莫如朝魏”，这当然有些冒险，但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韩昭侯还是采纳了申不害的建议，亲自执圭去拜见魏惠王。魏惠王果然很高兴，下令撤兵，还跟韩国约为友邦。31岁的申不害初露锋芒，就让韩昭侯刮目相看，韩昭侯于是视申不害为重要谋臣，在做出重要决策前都要听取他的意见。
第二年，魏国又去伐赵，起因是赵国进攻了魏国的盟友卫国，魏惠王十分恼怒，派庞涓率大军讨伐赵国。庞涓率兵将赵国国都邯郸包围起来，赵成侯派人向齐国、韩国求援， 韩昭侯对此犹豫不决，不知道该不该介入魏国与赵国的纷争，于是问申不害该怎么办。申不害不了解韩昭侯的态度，担心贸然提出自己的看法惹来麻烦，就对韩昭侯说：“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
之后，申不害找到韩国能言善辩的两位臣子，鼓动他们分别向韩昭侯提出救赵和不救赵两个方案。通过试探，申不害发现韩昭侯本人倾向于救赵，于是正式提出自己的谏言，认为应当联合齐国伐魏以救赵国。韩昭侯果然采纳了申不害的谏言，与齐国一起出兵讨伐魏国，从而解除了赵国的危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的故事。
几件事下来，韩昭侯发现了申不害身上具有的不凡才干，认为他是一位难得的治国之才，于是在公元前351年，拜申不害为相，使申不害这位“郑之贱臣”一跃成为韩国最有权势的臣子。
以“术”治国
申不害生活的时代与李悝、吴起、商鞅大体相当，他们处在社会转型发展的时期。为适应新的形势，各诸侯国纷纷推行改革变法，韩昭侯看到李悝在魏国变法取得显著成效，十分向往，他任用申不害为相，主要目的就是利用他的才干在韩国也推行一场变法。
这一时期的改革家多属法家， 申不害也常被归为法家人物，但与李悝、商鞅等人强调“法治”不同，申不害的改革思想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归结起来就是“术治”。申不害认为，国家最大的威胁不是百姓而是乱臣，这些乱臣能“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矣”，所以为政之要不在于如何去治理百姓，而首先在于有效地治理和驾驭官吏队伍，“术”就是针对臣子的一种策略和手段。
申不害所著的《申子》一书已失传，关于他主张的“术”，《韩非子》的解释可能最接近本义：“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也就是说，“术”既包括根据臣子的能力授予他们官职、使他们做到名实相符，也包括君主对臣子实施考察和考核，通过这些方式和手段，使官吏队伍保持高素质和高效率。
申不害强调“行术修道”，突出“术”在治国中的作用，但他并不像韩非所说的那样排斥“法”，从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实践看，他也强调“法”的作用，只是在“术”与“法”二者中他的侧重点在前者。所以，申不害虽然也强调“法”，但没有像商鞅变法那样建立起较为完善和全面的法治体系，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都纳入到这个体系中， 而更多地是为了维护君主的权威和权力的统一，把“法”作为施行“术” 的前提条件。
对于申不害的这些想法，韩昭侯都给予了全力支持。当时韩国有段氏、公厘氏、侠氏等三大强族，他们挟封地以自重，申不害担任相国后首先整顿他们，取消了他们的一些特权， 没收了他们的部分财富，消除了国家的隐患。这件事完成后，申不害按照“术治”的思想大力整顿官吏队伍，重点加大了对他们的考核、奖惩和监督，使国家的行政效率迅速提升。
“术治”说起来并不复杂，但行使起来却必须做到“精细化”才能奏效。一次，韩昭侯派人出城巡视，回来后详细询问了他们在城外看到的情况，包括每一个细节，就连“南门外面有小黄牛在大路左边吃禾苗”这样的细节都问得清清楚楚。韩昭侯之前曾下令在禾苗生长季节不得让牛马进入农田，他认为有关官吏在这件事上没有尽责，于是下令给他们去查实并处理，官吏们赶紧去察看，赶走了那里的牛和羊，回来后向韩昭侯汇报了情况，韩昭侯发现他们没有提到南门外的那头小黄牛，于是让他们再去查， 这时官吏们才发现还有一头小黄牛，都大为惊叹，认为韩昭侯明察秋毫。
如此煞费苦心，其实也是“术” 的体现。“术”有“阳术”“阴术” 之分，“阳术”指任用、监督、考核臣下之术，“阴术”指驾驭臣下、防范百官之术，两种“术”相结合，目的是更好地驾驭官吏，让每一名官吏都时刻小心谨慎，不敢玩忽职守。
弃本逐末
“术”与“法”有许多区别： “法”针对的是百姓，而“术”只针对官吏；“法”是公开的，唯有公开才能发挥效力，而“术”是隐秘的， 有一些只能通过揣摩去体悟。
申不害推行“术治”，确实使官吏队伍的执行效率大为提高，他趁机提出了整顿军备、加强国防等政策，比如将原先一些王亲贵族的私家兵也纳入国家整体武装力量中，加强对他们的训练，在管理中一视同仁，这在很大程度上提振了韩国军队的士气。申不害还鼓励农耕，强调“普天之下， 以食为本，以土为根”，鼓励百姓开垦土地、多打粮食，这些措施使韩国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得到很大增强，《史记》总结说：“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 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从战国中期的形势看，韩国无论规模还是实力在群雄中都不具备明显优势，又处在列强环伺的中心地带， 在地缘战略方面处于四面受攻的劣势地位，但韩国最终也跻身于“战国七雄”的行列，这与申不害担任国相的15年中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
但韩国兴盛的时间并不长，公元前337年，韩昭侯和申不害都逝世了，韩国随即出现了衰落，同是韩国人、也同样出于法家的韩非认为申不害其实也应负很大责任，因为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 也就是过于强调“术治”而忽视了“法治”，韩非还认为“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也就是说在管理官吏时用“术”而不用“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官吏队伍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其实申不害对这些问题也有过思考，当初有人劝申不害去秦国与商鞅一起辅佐秦国国君，但申不害认为秦国与韩国的国情不同，秦国是“穷弱之邦”，所以首要任务是变法和富民强兵，变法立制则是其最重要的任务，自己所擅长的“术”到了秦国就没什么作用了。但韩国的情况是民富国弱，贵族势力太大、官吏队伍过于散乱，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整肃官吏、强化集权，这就用到“术治”了，商鞅的“法治”如果来到韩国也会力不从心。
申不害的看法或许有一定道理， 但他从根本上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夸大了“术治”的作用。“术”说到底只能算一种“领导艺术”，在战国那样的年代里，作为君主治国理政的辅助手段未必不可，这也是后世许多帝王青睐《申子》一书的原因，但将“术”提升到治国方略的高度就会弃本逐末，短时间内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收到一定成效，但它无法解决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尤其无法形成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时间一长，“术治”所取得的成果就会递减或消亡，最终还得重新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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