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1901年9月，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额最多、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然而，与之前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相比，《辛丑条约》没有再提在中国增设通商口岸的事，是列强的“疏忽”“仁慈” 还是另有原因呢？
通商口岸
1842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败给了英国人。当年8月29日，清政府代表登上停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康华丽”号军舰，与英国代表在《南京条约》上签字。其时，英军有85艘舰只在南京附近的江面上摆出作战队形，一位参与议和的清政府高官哀叹：“我等所选已无关正误，而唯社稷安危之虑。”
《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款项分4年交清。1843年3月，英国人把第一批从中国勒索到的赔款运到了伦敦造币厂，造币厂的大门外围满了人， 有人发出了热烈的欢呼。马克思在《英中条约》一文中指出：“惯于吹嘘自己道德高尚的约翰牛， 却宁愿用海盗式的借口经常向中国勒索军事陪款，来弥补自己的贸易逆差。”
其实英国人最在意的还不是这些赔款，他们更在意通商。《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政府马不停蹄派员与清政府继续谈判，进一步细化《南京条约》中规定的事项，尤其通商方面。1843年6月，中英双方又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8月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 这两个文件被看作是《南京条约》的附件，就英国人关心的通商细节进行了规定，如英国商人可在通商口岸雇用引水、押船人役，英商卸货后可自投商贾，无论与何人交易，听从其便。对于关税，规定“凡系进口、出口货物，均按新定则例，五口一律纳税，此外各项规费丝毫不能加增”。
随后，清政府被迫开放了广州、上海、宁波、厦门、福州等5处口岸，在这些地方废除了原本实行的公行制度，采取协定关税的办法允许英国商人进行自由贸易。所谓协定关税，是指英国商人的进出口货物都应缴税，但税率须经双方议定，《五口通商章程》专附“海关税则”，规定了26类160余种货物的税率，名义上是双方商定的结果，其实都是按英国方面的意愿制定的，进出口货物的税率均有明显下降。
对于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 英国人一直寄予着厚望。《南京条约》的英方全权代表璞鼎查曾说：“《南京条约》的订立开放了一个巨大国家的贸易，将使兰开夏所有纱厂的生产不够供应它一省需要的袜子”。的确，税率的降低刺激了英国货物对中国的出口，鸦片战争后连续几年，英国货物对华出口均呈现非正常增长， 1 8 4 0 年中国的英货输入总值仅52 . 4万镑，18 4 4年就激增至230.6万镑，增长了340%。
鸦片战争爆发前的几年，英国经济发展遇到了停滞，其中以1 8 3 7年最为严重，中国市场的开拓帮助英国走出了经济低谷，就此马克思分析说：“18 42年底， 英国工业从18 3 7年的几乎不断遭受的那种停滞情况中开始缓和。1 8 4 6年是商业兴旺达于顶点的一个时期。18 4 3年，鸦片战争替英国商业开辟了中国市场，新开辟的市场，尤其是给了纺织业的发展以新的推动。”
自《南京条约》开始，之后列强每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几乎都把增设通商口岸作为“必备条款”，中国先后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多达110个。
对中国而言，在不平等背景下开设的大量通商口岸不仅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主权，而且严重破坏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大量机器制造的外国商品涌入中国，造成一部分农业和小手工业者破产，一些人开始脱离农村来到城市，有的成为城市里其他行业的劳动力，有的则成为城市流民。
资本输出
在清政府1895年4月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中，仍有增设通商口岸的规定，但到《辛丑条约》签订时，这一条却不再提了。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已经足够多，没有必要再增加了， 但这样的解释不符合列强贪婪的本性。其实，之所以不再提增设通商口岸的要求，与列强掠夺方式的改变有关。
资本主义分为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个发展阶段。在前一个阶段，体现在对外贸易上就是商品的输出，一部分发达国家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商品制造成本不断降低，商品迫切需要大量外销， 这些国家提倡自由贸易，大力实施海外殖民。但是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国内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不断提高，商品生产的利润不可避免地出现停滞不前的情况，国内资本出现过剩，迫切需要寻找新出路，于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在资本的形态上体现为集中和垄断，在对外贸易上体现为资本的输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输出“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资本出现过剩，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显著特征，它是平均利润率下降导致的必然结果。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英国先后经历了若干次经济发展的起伏，也就是经济危机，在危机中出口贸易不断下降，生产出现停滞， 商品生产的利润率也逐步降低，仅这一阶段，这种经济周期在英国就出现了至少7次，导致工业生产的增加率由36%降至2%。
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天性，生产利润的降低消减了投资的愿望，导致大量过剩资本的存在， 为寻找出路，资本输出便是必然的选择。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所说，帝国主义“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 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少数国家中已经‘成熟过度了’，‘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1870年前后，英、法、德、美、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的总价值大约为50亿美元，到1914年增加到近500 亿美元。在此过程中，资本输出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商品输出，资本输出获取的利润也大大超过商品贸易取得的收入。
资本输出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生产资本的输出，在国外建工厂、修铁路，通过开办实业获取利润；一种是借贷资本的输出，通过开办银行、发行有价证券等方式， 获取利息或分成。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实施经济掠夺，比商品输出更为彻底、利润更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美、法、德四国集中了世界工业生产的3/４，所发行的有价证券占到全世界的80%。
列宁就此分析说：“差不多全世界其他各国，都是这样或那样地成为这四个国家、这四个国际银行家、这四个全世界金融资本‘栋梁’的债务人或纳贡者了。”
掠夺加重
鸦片战争后，在向中国进行商品输出的同时，列强也在向中国进行着资本输出，最突出的领域在金融方面。由于清政府在金融建设方面长期滞后，使外国银行轻易进入并控制了中国的金融，继而通过金融控制了中国的关税、财政和资本市场，造成清政府财政枯竭， 加重了对外债的依赖，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除此之外，生产性资本输出也十分严重。早在19世纪40年代的“五口通商”时期，外国商人就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办了一批船坞工厂，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获取利润。除了造船、修船行业，外资进入的另一个重点领域是船运业，据对进出中国各通商口岸的轮船数和吨位的统计情况，1872 年外国商船总吨位占63.3%，以后逐年增加，到19 07年时竟达到了84.4%。
之后，外国资本进一步大量涌入中国，开办了许多铁矿、煤矿和纺纱厂。在煤矿投资中，1906年全国煤矿总资产约2800万银元，其中英国投资或合资1086万元银元， 占38.9%，日本投资242万银元，占8.7%，其他国家投资或合资1039万银元，占37.2%，外资单独投资或合资在中国煤矿的总投资有2368万银元，占全部投资的84.8%。
通过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列强在中国取得了铁路修建权，从1876 年修成的第一条吴淞铁路到19 4 8 年，中国境内共修建铁路58条，总长度2.34万公里，连同附设支线合计通车量程为2.49万公里，但在这70多年中，真正为民族资本所控制的铁路仅仅是375公里。
外国资本控制中国铁路，要么直接经营，要么参与经营，不仅掌握了铁路本身的权益，还通过对不平等条约的故意曲解，获取额外的利益，如额外侵占铁路沿线的开矿权、伐林权甚至征税权。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列强通常还在铁路沿线驻扎军队，把铁路所经过的区域变成自己的殖民地。
当时中国的很多行业中，外国企业不仅取得了垄断地位，而且往往一个工厂的投资就能超过中国整个行业的全部资本，如英资上海耶松船厂，1900年合并了另外两家船厂后资本增加到557万两白银，是中国当时大大小小全部22家华商船厂总资本的5倍多。
在中国传统优势领域，外国资本也大量侵入，削弱了中国民族产业的竞争力。以茶叶生产为例，过去中国茶叶生产和销售的模式通常是茶农生产、中国茶商收购、十三行商人转手、外国商人出口国外， 随着外国资本的输入，外商看到这一领域有利可图，于是直接在中国建厂，就近大量低价收购茶叶，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进行加工， 之后再出口到国外。19世纪60年代后，俄国商人先后在湖北开办了新泰、阜昌等茶厂，采用新式蒸汽机生产，雇佣工人多达数千名，进而垄断了汉口的茶叶贸易，而华商却没有太大作为，直到20世纪初才开办起自己的茶厂。
这种贸易方式的转变，也改变了原有的盈利模式，茶叶虽然仍是中国对外出口的大项，但更多的利润被外国商人而不是中国的茶农、茶商拿走。据对1895年至1914年间47家外国工业厂矿企业的统计，其账面利润率平均达14.14％，有的高达30％- 40％，而同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利润率不足10％，这还是账面利润，其通过支出利息、超额预留提存和折旧等方式获得的隐性利润更高。
这就是《辛丑条约》不再提增设通商口岸的原因，不是列强的“疏忽”，更不是“仁慈”，而是传统的掠夺方式已经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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