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海刚
3月下旬，京沪两地相继发布《北京市引进人才管理办法（试行）》和《上海加快实施人才高峰工程行动方案》。这两个“引才”文件的出台，标志着两大一线城市加入到硝烟正浓的人才争夺战当中，“战事”的热度进一步升高。
这场被媒体称为“抢人大战”的城市人才争夺战，去年发轫于中西部的武汉、西安、成都等城市，其后迅速引发诸多城市跟进，并由内陆向东部沿海蔓延，今年进入高潮。以西安为例，该市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落户西安的人数达24万余人，接近去年全年25.7万的落户人数；其中仅3月22－24日三天，落户人数即达1.5万余人。
从此次“抢人大战”的“参战”范围看，以各省省会等二线城市为主；从“争抢”的对象看，主要是大学毕业生以及拥有特殊技能的人才；各地采取的政策措施包括：放宽落户条件、简化落户程序，发放就业、创业补贴，提供项目资助，给予租房、购房优惠等。
“抢人大战”之所以发生，至少与两个背景有关：一是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首次出现下降以来，连续六年以每年300万以上的速度递减，2017年更是比上年减少了548万。与此对应的一组数字是，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三十年间出生人口萎缩了33%。人是城市活力的源泉，年轻人口持续减少，无疑是促发城市间“抢人大战”的重要动因。
二是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已在举国上下形成共识，富于创造力的人才成为比资本更受青睐的生产要素。在本刊今年第2期的卷首语中，我们曾经探讨过高质量发展与地方良性竞争的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对于人才的争夺，或可视为地方政府在发展模式上趋于良性竞争的一个风向标。
不过，透视这轮“抢人大战”，仍有令人担忧或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是对“人才”概念的界定，也就是“引什么人”的问题。人们注意到，北京和上海均将引才的目标锁定在科技等重点领域的高层次人才，这自然与两大城市的发展定位有关；而一些二线城市尽管降低了落户门槛，比如从几年前要求的“研究生以上”调整为“普通大中专院校毕业”，但学历仍是一项关键指标。实际上，学历与人才之间并不能画等号，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未必不是人才，大学生也不见得一定就是适合在这座城市发展的人才。
尤其不应忽视的是，城市是一个完整的、有机关联的生态系统，既需要处在金字塔尖的“高端人才”，也需要技术工人这样的高级蓝领，还需要从事餐饮、快递等服务行业的普通劳动者，各个层次的人群相辅相成、互为支撑。片面强调吸引“人才”，可能造成社会结构的失衡和劳动市场的扭曲，亦会抬高“人才”的生活成本，制约其才能的释放。因此，有学者指出，人口是孕育人才的基础，对城市发展而言，吸纳人口重于抢夺人才；就全国来看，鉴于人口老龄化严重、年轻人口趋减的现实，设法提高生育率水平、增加人口供给方为根本之策。
其次，在“抢人”上花力气固然必要，同时更应在“留人”上下功夫。“人才”受到落户、补贴等优惠政策的吸引来到一座城市，倘若这里不能提供丰富的就业机会、良好的创业环境以及其他相关条件，最终还会选择离开。在这次“抢人大战”中就能发现，有的城市虽然户籍人口激增，常住人口的增长却不明显。这一方面是因为部分新增户籍人口本已属于常住人口，另一方面也同当地的就业创业机会偏少、城市配套功能不足等因素有关，“软环境”的欠缺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硬政策”的吸引力。当然，假以时日，“引才工程”或许会对城市功能的提升产生助力，进而形成良性循环；但面对当下的“抢人大战”热潮，还是有必要提个醒：“招人引才”跟“招商引资”一样，要谨防进门前后冷热两重天的情形。另外，唯有能够让人留得住、留得久的城市，才有底气回应那些质疑“抢人”只是为了刺激需求、拯救楼市的声音。
基于以上两个层面的分析，我们认为，比起各地竞相推出的即期政策措施，建立城市吸纳人才的长效机制更为重要。其中最核心的是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并扩大覆盖面，使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人群都能安居乐业，并为他们各尽其才、各展所能营造优良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从更大范围看，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有助于实现人力资源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适度降低大城市聚集人口给中小城市和农村带来的“虹吸效应”。
当前，由于户籍制度承载着教育、医疗、社保、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一些城市为引进“人才”而对不同人群落户采取区别对待、将权利与特定身份挂钩的做法，实则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改革目标不相符，也同“共享发展”的理念存在落差。但是换一个角度观察，放宽落户条件等举措毕竟撬开了户籍政策坚冰的一条缝隙，或者说，对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构成了某种“倒逼”。希望它能继续朝着惠及更广大人群、促进人口自由有序流动的方向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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