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高妍蕊
中国经济发展正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仅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高效率，也要控制经济运行的低风险。回顾2017年，中国金融监管力度不断加强，去杠杆取得了初步成效。此次机构改革又对银监会和保监会进行了合并，监管将进一步加强，更好地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如何通过金融改革以适应新的科技革命时代？未来的金融政策将如何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如何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下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日前，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来自国内外政、商、学、研等各界精英就金融风险与危机、金融市场稳定与发展、金融创新与技术革命、金融改革与开放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金融风险与危机
当前，全球经济已经进入恢复的轨道，金融行业更有韧性、更加安全。但同时， 金融业的不同领域也出现了一些风险的累积，比如债务的累积。哪些因素会带来金融危机？未来我们应当警惕哪些风险？
“金融危机有些是国家性的， 有些是全球性的，有些是区域的， 有些是经常项目、金融系统、银行、地产等行业的，有些是新兴市场的。大多数的危机都有资产价格泡沫，泡沫破裂导致连锁反应，最后传导至金融企业，导致危机的爆发。由于流动性和解决能力的问题带来挤兑的问题。”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宏观研究公司主席、首席执行官鲁里埃尔·鲁比尼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认为， 金融危机的核心是银行危机。在这样的危机里，有些银行资不抵债，它们的资产市场价格剧烈下跌，导致了挤兑和银行倒闭。
在鲁比尼看来，有些国家陷入经济危机是由于杠杆率过高造成的，尤其是私营部门，比如地产业，像美国、英国、爱尔兰、西班牙等国家。还有一些是由于公共部门的债务过高，包括意大利、塞浦路斯、希腊等。一种情况是，一开始是私营部门的债务积累，扩散到公共部门，即私营部门的社会化。另一种情况是，公共部门累积了这些债务，以避免私营部门的债务扩大，带来巨大的公共部门债务的累积。尽管开始的危机只是在私营部门。例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出现了公共部门债务的累积。
全球对于全球化危机的应对通常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财政刺激以及非常规化的货币政策，以避免出现衰退。但债务水平仍然是非常高的，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而且债务偿还率是比较低的。二是逐渐去杠杆化，比如欧元区的去杠杆化。三是新兴市场部门的债务累积，也开始出现去杠杆化，私营部门的财政整顿。
费尔普斯认为，现在美欧银行应对危机的能力远超十年前。他说，一是目前银行有非常多的高质量资本。在美国，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已经达到10.8%。从欧洲国家来看，北欧国家是19.7%，英国是14.3%，德国、意大利、法国大概是13%，西班牙是11%。二是银行资本的流动性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比例。三是杠杆率低。高杠杆的资本价格，其波动会比其他资产更加剧烈。与2007年相比，现在的杠杆率已经非常低了。
在银行应对商业危机的能力大大提高时，其他经济部门的危险性也大大降低了。但费尔普斯表示， 不排除全球或者绝大部分地区仍然会有新类型的商业危机。
下一次金融危机会有什么样的触发点呢？鲁比尼认为，公共债务、货币政策的过分宽松，以及某些部门的资产价格泡沫、货币政策的非常规化。比如说，如果通胀在美国或其他国家突然上升，与此同时央行紧急加息，有可能触发衰退，使得情况更加难以持续，很有可能触发下一场金融危机。另外， 由于地缘政治的风险，政策的应对可能会出现有限性。
“未来，金融部门的改革需要整顿流动性，使其系统更加有韧性。但是，会出现没有得到监管的影子银行。我们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推动潜在增长力，使得经济增长更可持续。” 鲁比尼总结。
金融市场稳定与发展
当前，整个金融市场面临着怎样的国际形势？隐藏着哪些问题？哈佛大学教授、前校长，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说， “从全球来看，目前，人们储蓄的意愿比较强烈，投资意愿比较弱，而且有低利率的趋势，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人们可能会在两种情况中摇摆不定。像2007年、2008年金融泡沫时期，现在也有迹象要重新进入泡沫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也出现过这样的金融阶段。有的时候虽然解决了金融泡沫问题，但是没有能力满足需求推动经济增长。”
对于未来金融市场稳定与发展有哪些建议？萨默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第一，必须放弃对货币政策传统的假设。尤其是认为2%的利率是常态，这种常态在当今环境中被证明是不复存在的，实际上2%的利率是会产生紧缩的效应。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意识到债务水平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大问题，3%的实际利率的债务水平和0%利率的债务水平， 两者谁更严重不言自明。因此，我们应该避免在判断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时候完全按照传统的标准进行判断。
第二，必须竭尽全力识别投资的机会，并且把储蓄引导到有生产效率的投资中， 通过引导投资进入基建， 无论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 还是新兴市场国家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是有必要的。但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方法， 把充裕的储蓄引入基建领域。
第三，在当前环境中，利率相对于经济增长率来说很低。后果就是资产的价格不断膨胀，导致发生金融风暴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在当前这样一个危险的环境中，进行审慎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而且金融监管部门要尽早开展，制定资本充足率、流动率指标时要尽量审慎。
第四，构建资本自由流动机制。世界资本的地区差异比较大，有的地区的资本是富余的， 有的地区资本紧缺。经济的繁荣并没得到共享，很多的消费者没有享受到经济繁荣带来的好处。因此，打造相应的机制让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增加流动的速率和流动量，是我们需要重点抓的工作。与此同时，避免消费者被边缘化。如果能够建立这样的机制引导资本的流动， 有利于实现经济的持续和健康增长。另外， 政策的设计和没有必要的结构性障碍的去除是需要我们重视的。
金融创新与区块链革命
随着全球格局的巨变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到来，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带来金融业的颠覆，新生技术区块链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金融科技在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制造着泡沫，技术的发展推动着社会进步却也酝酿着风险和挑战。对此，业界专家和代表就“金融创新与区块链”革命话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区块链的核心，在于用技术创造一个多方的信任机制。它是一个全新的信任机制，解决的是数据、物、资产和人的可信问题。” 蚂蚁金融服务集团首席执行官井贤栋在会上说道。
他表示，当我们的世界全部数字化以后，如何能够确保在数字化世界里面，参与的各方信任这些数字、物、资产的真实性问题，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块链具有非常大的积极意义，是未来数字社会的一个信任的基石。同时，可以促进价值链各方的高效协作机制的形成，创造价值。
摩根大通国际董事长雅各布·弗兰克尔认为，区块链技术不是生产一件你想要得到的商品，但它可以加快和提供便捷，使你得到某一件你想要的商品。也就是说， 它可以减少中间的交易成本，包括资源和时间成本，这就是区块链真正的要点。
他表示，区块链的发明极大地促进了金融发展。区块链是一个分布式的技术， 不是中心化的，可以进行数据创造，并且储存起来，创造出可信任的、不可更改的交易记录。从金融行业的角度来说，弗兰克尔认为区块链是一个基础条件，它会对有些流程进行更改，金融行业的很多利益相关方已经在拥抱这个技术。
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施索仁表示，区块链确实是新一代的技术， 有很大的潜力， 也有潜力来彻底改变一些非标准化的行业。比如降低金融方面的成本， 建立起透明度和互信机制，可以点对点地进行支付， 省去中间银行认证文件或信用的成本。我们现在还无法设想未来所有的潜力，但可以肯定的是，区块链将加快交易速度，提升透明度。
井贤栋认为，未来几年，对于区块链的炒作很可能迎来泡沫破灭，区块链真实的价值逐步浮现， 其应用开始进入较大规模的爆发阶段。但同时，区块链真正实现社会大规模商业应用还面临几大挑战， 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还包括商业模式。
井贤栋分析，第一是安全挑战， 算法安全、系统安全都存在被攻击的可能性，在去中心化的结构下面，谁为最终责任来兜底？这是非常关键的。第二是信息保护，对于商业个体来讲，敏感信息和商业信息都有希望保护的诉求，而这个链条上所有的需要各方形成的共识，是需要信息透明、公开，如何用技术解决这两方面的诉求就很关键。第三是交易性能的问题。多方共识的交易效率必然会降低，特别是随着企业数目增加，非常明显。如果涉及跨境交易， 还会涉及通讯时间滞后的问题。如果海外和国内节点数量差异很大， 还会有其他一些问题产生。第四是激励机制， 在价值链有多方参与的情况下， 有一个利益的激励机制， 才能促进价值链的高效协作。
对于未来区块链的发展，井贤栋表示，我们将致力于以下两点：第一个层面是初心的问题， 无论哪次技术变革，技术只是给我们创造了机会和一个解决问题的手段，关键的是技术背后的责任、担当和理想。希望我们用技术能够解决今天真实商业世界里大规模的、复杂的问题，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透明、有效。其次，如何解决面临的几大技术挑战，实现技术突破和大规模的商业应用。第二个层面是能力的问题， 一是大规模的交易处理能力，二是信息保护的能力。如何解决前述两方面的诉求，一方面需要形成一个共识机制，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信息的隐私性和商业敏感性，不让每个机构看到每个具体的信息，同时这个共识机制也能发挥效果。另外，跨链的协作也是非常巨大的挑战。如何让信任带来巨大的价值，是我们应当共同努力的方向。
金融改革与开放
过去几年，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金融领域改革初见成效。未来，我们将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更高的生产率、更多的包容性和绿色的增长。金融改革和金融政策的方向将何去何从？
“今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 周年。金融部门的改革具有核心地位。我们需要有市场化的经济、多样化的金融体系、与世界一体化的金融市场，同时也需要有更好的金融监管体系。” 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发表演讲时说。
她对于中国的金融改革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维护金融稳定， 改革金融部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财政刺激的过程中，带来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同时也累积了风险。其中一个风险就是信贷快速扩张，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负债占GDP的水平从10年前的低于150%到现在超过250%的水平。与OECD国家相比，中国的负债水平增长非常迅速，必须高度重视。另外，中国的影子银行发展也非常迅速。由于这个领域的监管较为宽松，也隐藏着相关风险。在世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过程中，管控好这些风险将显得尤为重要。
另外，中国的经济增长应该更少依赖于国内刺激，对货币政策进行调整，以适应实现经济更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第二，满足新需要和目标。如何进行金融改革，使其更好地支持中国的发展目标？一是要引导信贷流向生产效率高的企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决定性作用，商业金融机构必须基于商业原则做出决定。发展成熟的资本市场将有利于长期的融资，也使长期的储蓄得以更有效利用。二是要加强金融的包容性。三是要推动绿色金融发展。
第三，国际合作。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新债务在不断积累，已经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中国作为发展融资的主要出资方，希望本国的企业将更高的社会和环境标准带到世界各地。同时，中国在新的可持续发展框架中应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以实现更好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未来我国的金融政策和金融工作方向，新任央行行长易纲从三大方面展开了系统阐述。第一，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2017年以来，货币政策更多关注质量的提高，在保持对实体经济较强支持的同时，更加侧重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创造条件，助力经济提质增效。下一步，货币政策将继续保持稳健中性，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量上要松紧适度，管好货币供给总闸门，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保持M2、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在控制好总量的前提下，结构上将更加注重质量的提高，适当地、有针对性地支持经济中的薄弱环节，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对社会资本参与较少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适度采取“精准滴灌”，加大对扶贫、小微企业、“三农”“双创”等普惠金融及绿色金融的支持，尤其向深度贫困地区作一些倾斜，助力打好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
第二，积极推进金融业改革开放，提升中国金融业竞争力。一是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在有序放开存贷款利率管制的同时，努力培育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的形成，健全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 完善中央银行利率调控和传导机制，推动货币政策从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变。二是坚定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 人民币汇率弹性有所增强，市场供求决定人民币汇率，保持了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使得汇率发挥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三是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近年来， 人民银行有效实施宏观审慎评估（MPA），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和住房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已开始工作一段时间并在不断完善。
在扩大金融业开放方面，一是金融业作为竞争性服务业，应遵循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二是金融业对外开放须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三是金融业开放要与防范金融风险并重，金融开放程度要与金融监管能力相匹配。
第三，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些潜在金融风险主要体现为：一是宏观上仍然存在高杠杆风险。二是部分领域和地区金融“三乱”问题仍然突出。三是少数野蛮生长的金融控股集团存在风险。抽逃资本、循环注资、虚假注资以及通过不当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等问题较为突出，带来跨机构跨市场跨业态传染风险。
未来，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稳中求进，依法合规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具体来看：一是稳住宏观杠杆。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提高系统性风险防范能力。二是深化金融和其他关键领域改革。认真贯彻落实《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从防范系统性风险角度支持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新体制。完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增强国有企业债务约束。完善房地产金融调控政策，推动建立防范金融风险的长效机制。三是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尽快补齐监管短板。抓紧出台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指导意见、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指导意见、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办法等审慎监管基本制度。四是坚决取缔非法金融活动。强化金融风险源头管控，加强金融领域准入管理，清理整顿各类无照经营和超范围经营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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