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菀航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让全体人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月25日，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 开幕式，并在致辞中如是强调。
“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 这是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作出的科学判断。
新时代呼唤高质量发展， “美好生活”的内涵与外延将被不断丰富与再定义。论坛召开期间，来自政府高层、学界、商界及国际组织的中外代表，共同围绕“提升民生获得感”这一时代命题，理性评说、聚焦痛点、回应诉求。
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
论坛期间，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在发言中指出，“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站在了新的起点，推进高质量发展，符合实际， 符合规律，是大势所趋。”
他继而说道，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是发展质量不高的表现。要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 必须更加重视增强发展的质量优势，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有效增长。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出席了题为“高质量发展：从‘有没有’到‘好不好’”分组会，并在发言中指出，经济增长并非独立的因素， 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不断提高人民的福祉、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那么，如何实现更好的高质量增长？斯蒂格利茨认为，需要重点把握一些关键领域，包括环境、城市规划和建设、交通治理、医疗、教育等。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表示，经过改革开放40 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许多指标， 特别是产品产量的指标多数已居世界前列，中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问题，不再是数量不足而是反映在质量不高。居民消费正在持续升级，品牌化、品质化、智能化、个性化的消费渐成主流，绿色、智能、高端、健康、时尚、休闲、生鲜、定制以及良好生态环境等消费快速增长。
既然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我们就要按照老百姓的新需求，从过去追求高速增长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
“过去的30年，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今后的30年，我们也能够再创造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奇迹。”杨伟民坚定地说道。
守住全面小康的底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
“我国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经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党组成员夏更生在“决胜脱贫攻坚战”的分组会上发言时表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减少了7. 7 亿以上的贫困人口， 目前还剩3 0 4 6 万。应该说， 这既解决了我国贫困人口的生存和幸福问题，也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贡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分析认为，如今取得的成就可归因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涓滴效应。持续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使大多数人从中受益。并且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特别重视农业发展和农民转移就业。二是包容性增长。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农村获得极大改善，享有更多发展机会。三是扶贫计划。对于难以被涓滴效应和包容性措施惠及的部分群体，政府主导多次扶贫计划以精准扶贫。
他特别提醒说，当前扶贫质量有待提高，收入分配结构仍待改善。2020年之后，扶贫任务恐怕要从目前的精准扶贫，转向缓解农村的相对贫困问题，促使农村公共政策的红利更大比例地流向低收入人口。
“不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就不可能确保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持续、健康发展。” 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强调，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是打好扶贫攻坚战的当务之急。迫切需要加大对村组道路、安全饮水、农村电网、环境整治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打通制约脱贫致富的“最后一公里”。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发言指出，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 一方面要抓住关键环节，聚焦发力。长期以来，资金、土地、人才等各种资源要素单向由农村流入城市，造成农村的严重失血和贫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推动更多的资源要素配置到农村，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要健全投入保障制度，创新投融资机制，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深化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进一步畅通智力、技术、管理的通道，等等。另一方面， 要科学把握乡村发展趋势，分类施策。根据乡村各具特色的发展条件，制定具有前瞻性的村庄发展规划。
哈佛大学教授、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建议，政府应通过政策激励，帮助底层工人提高技能，从而获得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工作机会，助力贫困问题的解决。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题为“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分组会上同样强调了为农民赋能的重要性。实现乡村振兴，要靠政策，靠资金，此外还有一个关键的要素，就是人。当下部分农村出现了空心化现象， 不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国家应该给予更多关注与支持，提供培训和学习机会，培养一批具有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的“新农人”。
养老体系应需而变
在老龄化日益加剧的当下，人们对于“老有所养”从未感到如此茫然又迫切。
“截至2017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2.41亿人，占总人口17.3％。而预计到2050年，这一比例可能将会达到38%，此后长期维持在40%。” 清华大学老龄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强通过一组数据开启了一场关于“老龄化社会与养老产业”的讨论。
关于如何构建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各方众说纷纭，因而有必要在各种观点中凝聚符合中国国情和客观规律的共识。对此，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黄洪指出，当前来看， 仅靠第一、第二支柱， 无法较好保障群众老年生活，需要把第三支柱建成为保障群众养老的储备资金。商业养老保险具有终身领取、保证收益、长期锁定、精算平衡等优势，相比于其他金融产品，能够有效进行生命周期管理，为参保人抵御风险，有利于稳定参保人退休后生活水平以及对未来的预期，应在第三支柱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黄洪补充说道，现阶段，应优先发展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第二、第三支柱养老金的建设应同时发力，等到第二支柱覆盖面和替代率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再满足群众多样化选择和投资需求，把第三支柱的税收优惠放宽到其他金融产品。要尽可能降低商业养老保险的营运成本， 走高质量发展道路，人民群众可通过商业保险积累更充足的养老金，从而使老年生活更有尊严、更加从容、更加美好。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董事会副主席克里斯托夫·拜尔（Christoph B e i e r ） 在发言中介绍， 德国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推进了诸多工作以应对老龄化趋势，如延迟退休年龄和增加老年人就业率。他建议，完善养老金体系发展还应关注两个问题。一是照料系统，二是城市基础设施，是否能够适应未来养老需求的变化。如通过技术创新，机器人、人工智能等， 以满足老年人和行业工作人员的需求，提高看护人员的数字化技术的掌握能力。此外还要加强培训，补充专业人员缺口，鼓励亲戚之间互相照料。城市建设应更体现智慧性和包容性，比如打造代际社区，让老年人和年轻人共同居住在同一社区，有助于老年人更好地参与现代化生活，避免过早依赖照料系统。
在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看来，如今，我们迎来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大时代，中国经济开始了下半场。这一阶段最大的质特征，就是要解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希望， 关注娱乐、教育、健康、养老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医疗养老，会成为未来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投资的一个主要战场。
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马勤（ M a r k M a c h i n ） 在发言中表示， 老龄化不仅是挑战， 也同时带来机遇，比如在医药、零售、私营医院、老人照料方面孕育诸多投资机会。在现场提问环节，马勤补充道，政府要对管理全国性社会保障金的机制加以整合、提升效率；需要政府和私营部门提供联合的解决方案，以应对资金缺口问题。
致力教育更公平开放
论坛期间，共开设了两场分组会专门论及教育领域，主题为“给孩子公平选择”和“知识资本与共享发展”，正好对应了早期教育和高等教育这两个重要的受教育阶段。
芝加哥大学教授、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着重指出了当前我国留守儿童的教育困境。“农民工来到城市打工，但把孩子留在了农村。虽然他们获得了更多收入，可以把钱汇到家乡，但是，这并没有办法弥补留守儿童在成长发育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其向本届论坛提交的研究报告中， 也呈现了相关看法：“农民进城务工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也引发了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农民进城务工给当代人带来的好处，部分将会因其给下一代带来的影响而抵消掉。”
他通过研究发现，儿童年龄越小，学习越容易；最年幼的儿童，学习速度最快。技能差距在幼年出现，并将伴随一生。如果能够早期介入技能的形成，会给以后生活带来很大益处。而早期生活环境中的匮乏，将影响整个生命周期的其他阶段。缺少父母的陪伴会对这些留守儿童心理发展和人力资本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应进一步引导当前公共政策关注这一问题，并提高早期教育投资。在报告中， 他具体指出，有效的政策应当包括为家庭提供支持和资源， 使家庭积极参与为儿童创造丰富的早年生活，并向儿童提供合理的建议等。
对于高等教育工作的开展， 剑桥大学校长杜思齐（S t e p h e n Toope）在发言中强调，大学是一个知识创造和分享的机构。知识资本包括信息、数据、想法等所有无形资产，可由专利等知识产权的形式体现出来，也包括人力资本。“知识创造存在于剑桥大学的DNA中，我们基于对世界的好奇去探索、传播和交流知识， 也希望对知识的应用能带来社会经济效应。”
“平等和开放，对于知识资本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杜思齐解释道， 开放包括多方面内容，一是向世界各地的人才开放，多样性有助于促进学术持续发展。二是对整个社会其他机构更加开放。三是对大学或者机构的管理应更加开放，使决策过程更透明，这是能够赢得公众信任的重要方法。
同样的，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Peter Salovey）也在发言中谈及了开放，大学可以同各种各样的利益相关方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跨越政治、经济、学科的界限。与此同时，大学应对当地的社区及社会需求负更大的社会责任，利用掌握的资源，帮助社会变得更加有弹性，更加丰富。
在慕尼黑大学教授卢德格尔·沃斯曼因看来，知识资本指的就是“人”。人力资本的概念， 强调人本身就是资本。他建议， 应通过对人力资本进行教育投资，进而有效调动和运用这些知识资本以实现共享发展。
詹姆斯·赫克曼在出席的另一场题为“人力资本投资与增长新动能”的午餐会上，着重强调了技能投资。他认为，要保持经济增长，中国在教育、技能形成和劳动力素质等方面面临严峻的挑战。如今的中国，正在进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阶段，要考虑先进技术对更多优秀技术工人的需求， 以应对体力劳动力和非技能劳动力减少的情况。
他表示，发展人力资本有助于创造机会，也是促进社会平等的主要力量。如果这些人力资源能运用现代技能来应对21世纪的技术需求，那么中国的发展潜力将会得以更好释放。
从住有所居到安居宜居
在201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为住房制度改革指明了新方向：在“房住不炒” 的理念背景下，又提出“两多一并”，即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和租售并举。
论坛期间，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仇保兴在发言中分析道，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两大显著特点，一是“冰火两重天”，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火热， 三四线城市冰冻期比较长。二是，在一线城市中出现了“紧平衡”这一特殊的现象。虽然房价的上涨得以遏制，但是某些城市出现了二手房与新房价格的倒挂，这说明目前价格的稳定主要源于行政手段的压抑，这种状态不可能持久。基于此，国务院正在制定中长期促进楼市健康发展的调控手段。
“我们应充分认识到，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存在一些特殊的脆弱性。”对此，仇保兴建议， 第一要多渠道供给，不仅要体现在供地上，也要体现在形式上， 比如棚户区改造、公租房等。第二要多形式疏导，除租售并举之外，欧盟国家提倡的住房合作社也可作为参考，将没有房的人组织起来，平等购地，国家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第三要多工具联调。当前房地产市场存在不均衡特点，应把传统的集中调转换为分散调，从行政手段调转变为经济手段调，从中央政府调转变为地方调。由此，房地产市场可能会从“紧平衡”过渡到“次紧平衡”，再到“松平衡”，使房地产市场和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得以保障。
“回归‘房子是用来住的’ 这一本源， 需要引领理念的转变，金融银行业需要更加主动作为。”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祖继表示。
此外，他提醒道，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还未完全适应新型城镇化特别是城市群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对要素流动吸纳承载不足， 已经成为社会的痛点问题。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大量房屋长期闲置的同时，有很多“新市民”还住不上房子，或是找不到较为满意的住房。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供给侧，包括供给不合理、房价过高、更多强调投资功能，等等。
链家集团董事长左晖在发言中同样提及此问题，今天的中国有2亿流动人口，而一二线城市的住房补贴却很难惠及这部分群体，住房政策应更加体现包容性。此外， 为避免房价过快上升，应建立有弹性的住房供应体系。根据人口流动趋势，提高土地供应的前瞻性；同时，通过新房、二手房、租房“三管齐下”，协同解决住房需求。
在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宜居城市中心主席刘太格看来，城市规划要解读人类生活的基本要求。如何做好城市规划，有三个重点，即有人文学者的心，有科学家的脑，还要有艺术家的眼睛。使得城市环境健康、美丽，是身为规划师的使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表示，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也确立了高质量发展和面向未来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在此背景下，城市化进程也已进入以大城市群为核心的发展阶段，更重要的是，在这一阶段，要实现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房地产市场可能不仅局限于造房子，还要提供多元化的居住服务选择、更好的宜居环境、更完善的城市功能。
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必然要求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方式作出新的调整。绿地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张玉良认为，在房地产开发过程当中，确实要尊重社会规律，尊重社会需要。现在很多房地产企业寻求转型，注重以产业、以城市功能为先导，从而提高房企竞争能力。把城市功能和产业的匹配放在突出位置，更加凸显城市的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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