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中国有5000年使用货币的历史，在春秋战国时期，货币发展还属于较为初级的阶段，各诸侯国币制十分混乱，影响到商品交易和经济往来。秦国统一天下前就已适时推出了领先各诸侯国的货币“半两钱”，秦币的脱颖而出为秦国的进一步崛起做出了重要贡献。
贝币时代
货币是一种固化的物质文明符号，是所有者之间关于交换权的契约。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一个人所生产的东西越来越无法满足自身需求，需要将劳动产物的剩余部分拿去与人交换，最初的形式是以物易物，但这样做比较困难，因为许多物品之间难以确定合理的交换标准，不得不寻找一种能够为交换双方接受的物品作为媒介，于是一般等价物出现了。
一般等价物的出现标志着原始货币的诞生，它承担着商品交换过程中的支付职能，是以物易物的“升级版”。充当过早期一般等价物的物品有很多，大到牛、羊等牲畜，小到贝壳、珍稀鸟类羽毛，以及粮食、盐、布帛等生活物资，甚至宝石、沙金、看起来比较稀奇的石头等，都担负过这样的职能， 《盐铁论》说：“古者市朝而无刀币，各以其所有易无，抱布贸丝而已。”
在这个阶段，贝壳曾长期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首选，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也都如此。欧洲人最早从西非购买奴隶使用的就是贝币，亚洲、澳洲、美洲等很多地方也都使用过。西方殖民者当年刚进入美洲时，已被欧洲人视为珍宝的金银在印第安人的眼里一文不值，为获得珍贵的皮毛，西方殖民者不得不把贝壳串起来与印地安人做交易。
贝币也是中国最早的货币， 至少商朝中期以后人们在流通中已广泛使用贝币了。当时的人们把拥有贝币作为追求财富的目标，《尚书·盘庚》记载“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尚书·孔传》记载“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于父祖，不念尽忠，但念贝玉而已，言其贪”。这一阶段也是汉字发展成形的时期，所以诞生于这一时期的汉字，凡与商品交易支付有关的差不多都带有“贝”字偏旁。
贝壳虽然具有天生易分割的自然状态，且坚固耐久、便于携带， 但它作为货币也有缺陷，那就是来源不稳定，对于上古时代的中国来说这一点相当致命。由于天然贝壳有限，而商品交易日趋增多，所以人们又用其他材料制作一些仿造的贝壳充当货币，玉贝、铜贝、木贝、石贝、陶贝、骨贝、蚌贝等大量出现，其中由青铜铸造的贝币成为最早的金属铸币。
币制纷乱
马克思说：“货币天生不是金银，但金银天生就是货币。”随着冶炼技术的不断成熟，金属在人们日常生活和商品交易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与贝壳以及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其他各类物品相比，金属作为货币优势更加明显，它更容易储存，也方便分割，同时具有实用价值，又无法从自然界直接大量获取，制造它需要人工，金、银、铜等金属由于冶炼困难而显得稀有珍贵，这些都符合成为货币应具备的条件。
青铜等金属应用于商品交换和支付，开始是以称重的形式出现的，与粮食、布帛一样属于一般等价物，如《史记·平准书》中所说“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龟贝”，其中的“黄”指黄金，“赤”指红铜， “白”指白银。由于较为珍贵，它们一开始多用于赏赐或惩罚，后来随着青铜冶金技术的不断提高，青铜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多，用青铜仿铸贝币后，铜币的时代正式开启了。
青铜可以仿铸贝壳，也可以铸造任何东西，人们慢慢地不再仿铸贝壳，而铸造一些更常用、更具地方代表性的东西，比如一些农具、生活中常用到的工具等。东周以后，统一的王权被诸侯割据所取代，各诸侯国都拥有铸币权， 他们纷纷铸造了各种青铜币，有的仿铸工具的刀，称为“刀币”； 有的仿铸农具，其中仿铸最多的是“钱”，“钱”字的本意是铲一类的农具，这类铜币所流行的地区之前多以布帛作为交换媒介，所以习惯地称这种“钱币”为“布币”； 有的仿铸车轮等圆形物，铸造出“圆钱”；有的继续仿铸贝壳，但在上面添加了一些表意的笔画，看起来像一只蚂蚁，还有两个鼻孔﹐ 被形象地称为“蚁鼻钱”。
从春秋到战国，各诸侯国最通用的铜币主要是以上四种，它们各有特定的流通区域，其中“刀币” 主要流行于燕国、齐国、中山国等地，“布币”主要流行于韩国、赵国、魏国等地，“圆钱”主要流行于周王室、秦国等地，“蚁鼻钱” 主要流行于楚国。这些货币都没有统一的计量位，分不清官铸、私铸还是盗铸，铸造的标准不一，结果造成了种类的千差万别，如“刀币”就有齐刀、齐明刀、尖首刀、明刀、直刀、针首刀、圆首刀等， “布币”也有首穴布、平首布、釿布、锐角布、方足布、尖足布、圆足布、三孔布等，加上各诸侯国的计量单位也不一样，有朱、两、甾、刀、镒、傎等，造成这一时期货币形态的五花八门。
秦国革新
货币是支付工具，币制的混乱制约着商品交换和流通，也加大了交易成本。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四大货币区”之间的商品流通因币制问题受到极大限制，而且同一货币区内也因不同形制的货币同时在流通，增加了交易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支付工具的货币需要进行一次大的革新。
在各诸侯国中秦国不具备先发优势，但它的创新精神最强，尤其到了战国中后期，秦国适应经济社会的转型，成功地进行了商鞅变法，“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同时“初行为市”， 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又建立起税收制度，将“钱”作为税收的重要标准之一。《后汉书·南蛮传》记载，秦孝公十四年“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钱”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已经十分广泛。
这里“钱”就是秦国当时常用的铜币，是一种“圆钱”，这种铜币并非首创于秦国，它的形制也比较多，一般是圆形、中间有圆孔，与流行于其他诸侯国的“布币”“刀币”相比它并没有特别优势，这种状况到秦惠文王时发生了改变。
秦惠文王嬴驷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诸侯王，他掌权后实施了一系列重要改革，比如，在此之前秦国的国君都称“公”，秦惠文王的父亲就是秦孝公，从秦惠文王开始自称为“王”。秦惠文王当政期间北扫义渠、西平巴蜀、东出函谷、南下商於，使秦国的地盘不断扩大， 为秦统一中国打下坚实基础，同时他又继续推进商鞅变法中的一些做法，继续改革创新，他推出的新货币“半两钱”迅速成为一种先进的支付工具。
“半两钱”的名字来自于它的重量，《汉书·食货志》记载： “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 重如其文。”也就是说，这种钱不仅重量是统一的，都是半两重，而且在上方面铸有“半两”两个字， 此前的各种铜币上也多铸有文字， 但基本上是地名，是铸造地的标识，将重量铸造在钱币上，无疑极大地方便了使用。
“半两钱”还有一项重要创新，它将中间的圆孔变成了方孔， 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变化，它带来的结果是革命性的，“圆钱”中间通常有孔，为的是用绳索或木条串连方便，圆孔的缺点是串起来的铜钱更容易活动，“钱串”不容易固定，在携带途中铜钱之间更容易产生摩擦，青铜不停地摩擦容易减重。同时，与圆形圆孔相比，圆形方孔也更符合审美情趣，方孔两边又各铸一个字，显得更为匀称，加上“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的观念在当时也深入人心，“半两钱”的设计更符合“天圆地方”的理念时尚。
在推出这种新货币的同时， 秦国还加强了对货币管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由国家收回铸币权，规定任何人不得私铸。在出土的秦简中， 《金布律》《封诊式》《法律问答》等都涉及这方面内容，《封诊式》中还记录了一个案例，有人私铸“半两钱”，被邻居扭送到了官府。国家垄断铸币权是货币制度成熟的另一项标志，不仅有利于规范金融秩序，也有利于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
秦币出征
在亟需一种方便、快捷和通用支付工具的情况下，标准统一、设计美观、理念先进的秦国“半两钱”没有理由不脱颖而出。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秦国， 手中如今更有了一个锐利的货币武器，如同战无不胜的秦军一样，秦币也开始了它的远征。
从考古发现情况看，秦战国时期推出的这种“半两钱”不仅在关中本土的秦人都邑旧址附近大量出土， 而且也出现在其他六国的旧地。山西晋城的高平有秦赵长平之战旧址，在其附近一个叫靖居村的地方曾出土秦国“半两钱”两万枚，在山西临汾的安泽也出土了大量秦国“半两钱”。在山西河津曾发现秦国“半两钱”2000枚，这几个地方战国时期属于赵国和魏国，以前流行的货币主要是“布币”。考古还发现，河南颍阴、南阳，湖北宜城等地也有大量的秦国“半两钱”，说明秦国“半两钱”在楚国经济区也广泛使用。辽宁铁岭曾出土过两只燕国陶罐，里面全是战国时期的货币，有“刀币”“布币”等，其中也有130枚秦国“半两钱”。
除了这些传统经济区，秦国的“半两钱”还以极快的速度占领着一些经济相对落后、此前货币流通较少的地方，如西南的巴蜀地区和西北的义渠地区，四川、甘肃、重庆、内蒙古等地都发现了大量秦国“半两钱”，在这里的许多地方，秦国“半两钱”是所在区域出土的年代最早的金属货币，也就是说，秦国“半两钱”推出后，在迅速挤压传统的“刀币”“布币”“蚁鼻币”市场的同时，也在开辟着新的流通领域。
有人把这种现象理解为秦国军事力量强大所带来的产物，认为随着秦国占领地区不断增多，秦币使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反过来说，秦币优势地位的确立其实也是促成秦国综合实力提升进而强化秦军战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支付工具创新带来的这场“金融革命”所获得的收益无法估量，所提升的既有硬实力也有软实力，秦国最终扫灭六国，谁能说其中没有秦币的突出贡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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