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高妍蕊
今年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跌宕十年，世界格局已是地覆天翻。全球经济遭受系统性冲击，但目前已出现明显复苏， 开始摆脱危机阴影；同时，主要经济体债务率创下新高，各种“黑天鹅事件”频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全球分工格局加速重构，新技术革命仍在孕育，金融动荡此起彼伏，经济全球化面临新的挑战……
这场带给世界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层面深刻影响的大危机， 引发我们哪些反思？如何防止金融危机再次发生？如何平衡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之间、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对此，《中国发展观察》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
中国发展观察：回顾历史， 2 0 0 7 年初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引爆了毁灭全球50万亿美元财富的国际金融危机。这场源自美国的金融浩劫造成了哪些全球性影响？当前又面临着怎样的国际经济形势？暴露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哪些问题和隐患？
徐洪才：今年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在这个关键时间点，关于金融危机的讨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根据过去经验，每十年会爆发一次国际金融危机，那么这一魔咒是不是已经被打破？目前，很多人仍持怀疑态度。
从国际经济形势来看，当前世界经济总体处于复苏、但动力不强的阶段。根据IMF最新预测， 2018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9%， 2017年是3.6%，2016年是3.2%。2017年世界经济出现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全球贸易增长超过经济增长，达到4%，结束了2016年以前连续五年世界贸易增长低于经济增长的局面。
2 0 1 7 年中国实现经济增长6.9%，整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比较稳健，但低于危机以前的增长速度。在2016年底、2017年初的时候，人们还是很担忧的，觉得中国经济未来中长期趋势将是“L 型”走势，但这个“L型”的拐点在哪里还不清楚。其实，当时拐点已经悄然来临。2016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上升，石油从年初将近30美元一桶到年底50美元一桶，最近突破70美元一桶， 说明全球需求在上升。但是，随着美联储继续加息，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上升，以及石油价格上涨和美元指数升值，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都将面临新的考验。
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 特别是美国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纷争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最大潜在风险。自2015年美联储启动加息以来，加息周期还要持续几年，今年预期加息至少三次。同时，美国去年推出大规模减税政策，全球资本和产业总体回流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从近期来看，个别新兴经济体的金融体系已经出现剧烈震荡，比如阿根廷、俄罗斯、土耳其。
从全球角度来看，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不牢，金融体系还充满很大的不确定性。特朗普执政一年多来，逐一兑现他在竞选总统时的承诺，但还剩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放松金融管制，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下一步， 美国将加大减税和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必然会加重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支出压力，这很有可能促使特朗普铤而走险，兑现放松金融管制的承诺，进而引起全球金融动荡。美国作为世界重要经济体，其宏观经济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非常大。自金融危机以来， 在G20层面上，各国一直在呼吁加强大国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但目前效果并不理想。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世界金融体系仍然面临很大不确定性， 美元独霸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实现根本性改变，多元化的储备货币格局基本未出现。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活动中过多地依赖美元，世界经济过多地受制于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这是导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的病根所在。
过去九年，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实行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积累了巨大的资产泡沫。今年以来，美国证券市场已经开始剧烈调整，并波及全球金融市场。从宏观经济政策层面和金融市场层面来看，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潜在风险非常大。
中国发展观察：这场历史性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影响？哪些领域和行业受创严重？
徐洪才：这场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较大冲击。从经济增长来看， 2007年年初美国出现次贷危机， 2008年9月向外蔓延引发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9.7%，比2007年下滑了4.5个百分点，从此开始进入增速下降通道。2009年我国GDP增长9.4%，经过“4万亿投资”刺激之后，2010年创下10.6%的短暂新高，随后一路下跌，几乎没有反弹。
股市是国民经济晴雨表，中国股市受到重大冲击，2007年年底上证综指是5261.56点，2008 年年底是1820.81点， 跌幅高达65.39%，2009年反弹了点儿， 直到现在还是在3000多点左右徘徊。股市的跌宕挫伤了投资者信心，对居民财产造成很大损失。
同时， 2 0 0 9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也受到冲击。2 0 0 8 年外贸进出口增长17.87%， 出口增长17.4%，进口增长18.48%。到了2009年，全年外贸进出口出现负增长，为﹣13.88%，出口增长﹣ 16.01%，进口增长﹣11.18%。仅从出口方面看，这一年就掉了33.41个百分点，外贸受到重挫， 农民工大多卷起铺盖回家。当时中国主要依赖外贸拉动经济增长，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而外贸从正增长17%转为负增长16%，影响太大。首当其冲的是加工贸易，导致整体经济下滑， 在需求坍塌后，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包括基础原材料、铁矿石、水泥、钢材、平板玻璃、房地产行业等。
中国发展观察：以史为鉴， 由历次全球危机我们能得到哪些经验和教训？
徐洪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催生了2009年的G20走向全球治理前台。各国领导人同舟共济，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国政府统一行动，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与此同时，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完善全球治理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国发展观察：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也引发了金融理论思考，如何防止金融危机再次发生？如何改进金融监管和改革全球货币体系？
徐洪才：维护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首先， 需要加强大国之间经济政策的协调。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等主要经济体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并推进结构性改革，这对有效应对金融危机产生了积极影响。其次，加强金融监管， 共同建设全球金融安全网。危机爆发之后，各国都加强了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 以解决“ 大而不倒” 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开展“ 逆周期” 宏观调控， 就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达成广泛共识，这是一项重大政策创新。
经验告诉我们，金融机构、工商企业等微观主体都有“顺周期”的特点，不能让市场放任自流。市场经济具有周期性剧烈波动的特点，尤其是金融体系具有传染性和脆弱性，一旦某一薄弱环节出现问题，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造成危害就比较大。因此， 要加强金融监管和对金融机构“逆周期”调控。
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2017 年我国开始提出建立和完善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加强金融监管及金融监管协调，同时建立金融危机预警机制和早期干预机制，补短板，补漏洞， 做好预案，一旦危机发生，中央银行要发挥最后贷款人作用。
中国发展观察：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金融创新的快速变化，包括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区块链金融等发展，这些金融创新的背后隐藏着哪些风险？如何平衡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之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呢？
徐洪才：影子银行和金融科技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中发挥着独特、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不能“一棒子打死”，但也要防止其在业务扩张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如何把握好度？我认为，政府应主动作为，创新金融监管。
第一，对金融创新活动进行前瞻性研究，超前引领，动态监管，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坚持稳中求进的指导原则。金融体系具有脆弱性，金融风险具有传染性，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掉以轻心。实事求是地讲，过去几年很多金融创新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了投资、消费及普惠金融发展，但是也曾出现互联网平台野蛮生长， 一些平台公司跑路，这些风险已经充分暴露，并得到妥善处理。
第二，在现金贷业务并没有出现金融风险的时候，监管部门主动出手。这也预示着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已悄然发生变化，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前提下，未雨绸缪，主动化解。2017 年7 月， 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并对监管部门提出新的要求：有潜在风险没有发现，就是渎职行为；发现潜在风险没有及时妥善处理，就是失职行为。
中国发展观察：日前，千呼万唤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 下称《资管新规》）终于出台，宏观层面关系到国家金融稳定、防范金融风险；中观层面关系到百万亿元规模的资管行业；微观层面关系到万千家机构未来生存转型之道。一时间，其受关注程度不言而喻。《资管新规》主要带来了哪些重大改变？是否意味着金融风险防控又上了新一台阶？
徐洪才：近年来，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快速膨胀，最初动机一方面是为了规避资本监管，在表内的话必须符合资本充足率要求，业务扩张要有相应的资本与之配套，因此，金融机构有逃避监管和逐利的内在冲动。另一方面，从需求角度看，广大居民对这种低风险、中等收益率的金融资产有强烈需求。银行存款利率偏低，投资股市风险又偏大，这与居民对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不相匹配，促成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
过去积累了100多万亿元的资管业务，基本都是采取刚性兑付，预期收益由金融机构兜底， 到期时， 消费者认为有隐性担保，这势必抬升全社会无风险收益率水平，投资者不承担风险却得到高投资回报，进而抬升了全社会的融资成本，特别是小微企业、三农企业的融资成本。由于资金链条越来越长，中间环节越来越多，终端消费者融资成本居高不下，民间借贷年化利率达20% 以上，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实际投资回报率，因而形成潜在的金融风险。为了主动化解风险、降低融资成本，必须加强金融机构的表外业务监管，形成全国“一盘棋”，维护整体金融稳定。
但是，《资管新规》的实施也需要考虑金融机构实际承受能力， 把握好政策执行的力度和节奏。近年来，我国金融去杠杆效果显著。去年下半年以来，广义货币M2供应量增速回落到名义GDP增速以下，只有8％略多一点，这有利于稳定宏观杠杆率，但对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对微观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产生一定的流动性压力。
今年一季度，股票市场两次出现400多只蓝筹股上市公司股价“闪崩”现象，说明流动性风险已初显端倪。近期阿根廷、俄罗斯、土耳其金融市场出现异常震荡，说明全球金融体系存在很大的潜在风险。这些都应该引起高度关注。
总之，未来我国应该继续坚持稳健中性货币政策，但也要密切注意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的新变化，在保持政策稳定性、连续性的同时， 充分体现政策的灵活性、针对性和前瞻性，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为实体经济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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