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菀航
新一轮金融扩大开放的承诺掷地有声。
4月中旬，我国下一步金融开放路线图亮相博鳌。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一系列标志性举措悉数兑现。
不久前，央行表示已收到世界第一（WORLD FIRST）公司关于申请支付业务许可的来函。另据证监会透露，瑞士银行正式成为首家在中国内地申请控股证券公司的外资机构。此外，银保监会也于近日批复了自提出加快保险业开放后的首家合资保险资管公司……更多开放窗口将渐次打开。
与此同时，围绕这场超预期开放进程，其红利与风险的讨论也仍在继续。
提速正当其时
2018年，被视作中国金融全面开放的元年。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中国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向全球宣布新的开放举措，这不仅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也意味着中国即将开启新一轮改革开放征程，金融业将走向从大到强的高质量之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王志刚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表示，金融业开放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向外界表明了中国开放的坚定信心，也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吻合，这必将加快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构建过程，有助于推动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金融业对外开放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加速对外开放打造和完善符合时代要求的金融体系，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重要支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丽平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如是说。
其实，此轮金融开放加速， 在去年便已释放出明显的政策信号。国家发改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刘翔峰在接本刊采访时介绍道，在2017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要求不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同时要求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金融创新。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召开，明确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了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意义。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则进一步部署了金融开放的工作内容。
并且，按照博鳌亚洲论坛给出的时间表，年内共计12项扩大开放政策将有序落地。“措施强调了放宽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的市场准入，尤其要确保落实2017年底宣布的放宽银行、证券、保险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刘翔峰指出。
此外，金融开放的另一个层次——更高水平的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以及资本项目可兑换在今年有望更进一步。于2月召开的全国外汇管理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同样致力于加强互联互通。今年6月，A 股首批234只股票将正式纳入MSCI 指数体系，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已迈上新台阶。
可以说，我国金融对外开放驶入快车道，正当其时，恰逢其势。
“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 对一国经济至关重要。中国选择在这一时期扩大金融开放，向全球传递出坚定不移的开放战略，对于全球经济来说同样是一个利好。”王志刚说道，如今的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经济总量全球第二，2017年末外汇储备余额达到31399亿美元并稳居全球第一。加入WTO以来，中国在对外开放中获益匪浅，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已经融为一体。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军红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分析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已达到世界级水平，走到了全面开放的新阶段。当今世界名义GDP超过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只有中美欧，这意味着，世界经济在结构上已形成“中美欧三极体制格局”，以此为依托，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极体制雏形也是力透纸背。在亚洲，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石油输入国，构建了上海人民币石油期货市场，各产油国愿意并考虑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的国际化实实在在推进。
“当下扩大开放具备较为有利的市场和时间窗口。” 恒丰银行研究院商业银行研究中心主任、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吴琦对《中国发展观察》表示，这主要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大幅上升的经济实力、首屈一指的外汇储备，成为金融扩大开放的坚实基础。二是宏观调控能力、防御风险能力的显著增强， 可作为金融扩大开放的有力保障。三是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和金融体系的完善，也需要进一步推动金融开放。
“金融开放的深入推进，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现实需要，是中国经济保持世界顶级水准，乃至提高经济社会福祉的客观要求。”刘军红进而强调，智能化、新能源、自动驾驶及智慧城市等新兴技术， 呼唤具有时代特征的战略产业。中国经济赶上技术进步的时代，需要有相应的创业创新潮流、开放自由的金融市场及金融系统，这成为中国能否把握技术进步战略机遇期的关键。
警惕新增风险点
然而，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往往是金融行为与生俱来的伴生品。金融开放的进程同样不能掉以轻心。
综观世界范围内金融风险形成规律，早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 再到近期阿根廷比索等新兴市场货币大幅承压，其暴露出的金融自由化失序与痛点，足以为我国下一步的金融开放镜鉴。
“20年前那场亚洲金融风暴， 最早始于1997年7月2日泰铢贬值， 并波及整个东亚，演化为持续到1998年的经济危机。” 刘军红具体分析了危机成因和演化路径。1990年到1995年日元持续升值，东盟为主的东亚投资、出口双旺，基本保持顺差结构，各国货币稳定。而1995年春以后，美国财长鲁宾上台，强调强势美元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日本的日元政策反转走向贬值，导致东盟各国形成经常账目赤字、资本账目盈余的逆向结构。在金融自由化和汇率自由化改革下，加速了外资的大进大出。在泰国公布汇率制度改革的准确日子，投机者扣动了“扳机”，成功狙击了泰铢，导致泰铢贬值，引发货币危机。
实际上，亚洲金融危机是发展不平衡风险的集中暴露，经济发展与制度滞后的矛盾爆发。“若缺少金融阵地（市场）和金融战略纵深， 则无法保障金融自由化、汇率利率制度改革安全。”刘军红强调。
“我们还应汲取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对市场开放和自由化的误解误区。”刘军红进一步提醒道。当时的日本经济同样进入了世界级水平，但问题在于，其外资、外汇仍不能完全自由交易，市场建设缺失，制度不适应资本及其交易的国际化要求。由于日元并非国际货币，且波动性大（轻浮），被戏称为“性感货币”。而当美国里根政府为其提出“日元国际化战略” 时，日本的货币当局仍要以控制为主，单向打开有限的口子，允许日元流向欧洲，结果形成了“欧洲日元市场”，并未形成以东京为中心、以日元为表现的“资金循环体系”。
刘军红指出，由此应认识到， 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前提，是需要进一步建设完善金融市场，即设计交易商品，提供交易规则，创生交易主体，丰富完善市场交易厚度，由此形成安全可控的金融系统。若缺乏基于制度、市场、商品及其交易规则的相应准备，开放可能面临搁浅甚至会引发新风险。
我们需要正视金融对外开放这把双刃剑的“另一面”。王志刚进一步指出了这些难以回避的现实考验：一是央行货币政策调控难度提升。按照蒙代尔的三元悖论假说，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资本的自由进出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来实现调控目的。此外，开放还会带来国内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问题。二是国内外规则亟待融合。一旦金融开放，那么众多的制度将会面临国际接轨的问题，例如会计制度、审计制度、股票发行注册制度、外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国际税收制度等。三是金融监管风险加大。一旦引入外资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和金融交易面会大幅增加， 风险进而扩大。四是国内金融机构面临竞争压力。当前国内金融机构的竞争力有待提升，无论是“走出去”还是“引进来”，都将面临新的挑战。
对此，吴琦指出，对于大型金融机构来说，外资规模和占比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并逐步形成一批经营实力较强的外资控股金融机构， 在业务和客户层面的竞争加强。对于中小金融机构来说，在更大的市场压力之下，由于自身体量较小， 控股权更容易被外资获取，或将直面来自外资的收购或兼并。
“尤其是，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对我国经济和资产价格的影响将更加直接，金融业务的交易结构更加复杂，跨国别、跨市场等特点更加突出，资本跨境流动也日趋常态化。随着金融业对外开放加速，可能会对我国现有金融体系形成冲击，一些风险和问题会逐步显现。”吴琦补充道。
刘翔峰同样强调，由于此次开放主要针对“请进来”，取消或降低对外资金融机构的有关限制，特别要注意防范外资金融资本控制我国某些金融机构。同时因为证券投资领域的QFII额度也在增大，沪港通、深港通的每日额度扩大了4倍， 要警惕短期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 威胁我国外汇流动性安全。
防控风险的主动选择
有舆论不无担心地指出，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可能会带来行业内的洗牌重构，甚至将其形容成一场“与狼共舞”。
“诚然，开放会引入新的金融风险，但是没有开放则会弱化国内金融业的发展质量。”王志刚强调。
更进一步讲，正如央行行长易纲所言，“扩大金融业开放正是中国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动选择。”
“因为，开放首先要求练好内功。”王志刚进一步说道，在对外开放之前，我们需要加快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推动劳动、资本等要素市场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等进程，把那些扭曲或僵化的制度或政策壁垒破除掉，更大限度地释放市场活力；同时，政府需进一步提升公共治理能力，通过打造更加优质的营商环境来引入外资。举例来看，若国内资本配置机制是扭曲的，当资本账户开放后，大量国际资本流入可能会加大扭曲；反之， 若国内资本配置机制是顺畅的，这种资本流入可能会提高经济绩效。
因而，从另一角度看，开放引入全球竞争压力的同时，也在倒逼国内市场的自我净化和成长。
吴琦分析道，金融业作为相对封闭的行业，不完全竞争的环境造成其经营管理水平较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金融股权结构以国有资本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服务模式，造成金融领域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存在一定歧视现象，使其不得不通过民间借贷、影子银行来融资，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此外，长期封闭又不完全竞争的环境，使其风险应对能力有所不足，自身风险逐步积累。特别是近年来，部分金融创新脱离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造成资金脱实向虚、金融空转，金融高杠杆也推高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扩大开放，有利于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 提升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和防范风险能力，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吴琦认为。
应致力于实现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的良性互动。王志刚认为，开放的红利可促使国内金融业提高竞争力，进而更有效控制开放带来的风险。可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一是有助于金融业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效率更高的金融服务机构可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二是有助于将高储蓄转换为更加有效的投资。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高储蓄红利，考验着中国金融体系的效率。若金融业开放给机构、产品、市场、制度等多方面带来较好的净效应，将会大大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三是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质量，更好地满足投资者和金融服务消费者需求。当下普遍存在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以及实体经济融资服务供需失衡等问题， 未来随着更多的外资加入金融服务提供，会有助于降低金融机构贷款利率进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此外，随着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壮大，中国居民理财市场庞大，一些资管行业将会迎来发展机遇，对居民和家庭而言，可以享受优质的金融服务。
央行前行长周小川曾指出， “对外开放也是实体、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参与者在开放的环境中逐渐成长，逐渐在开放中体会自己的角色、发挥作用和体会国际竞争的过程。”
对此，吴琦以银行业为例分析道，从已有的开放经验看，通过“引进来”，首先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整个金融体系活力。其次，外资进入使我国银行业获得了资本补充，缓解了部分银行资本不足的状况。并且，外资行的先进管理经验和业务模式，可成为国内银行的有益借鉴。在“走出去”方面，虽然金融业明显滞后于实体企业的步伐，但随着海外业务规模和占比不断提升，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的海外布局越来越广， 中国金融机构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得以提升，目前我国有五家金融机构已跻身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之列。
“且从更宏观的层面看，基于我国所处的历史和现实环境，面对中美贸易逆差不断加剧，要促进我国经常项目基本平衡，服务贸易需加大开放力度，金融业开放也是必然趋势。经验证明，开放能够增强国际竞争力，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途径。” 刘翔峰强调。
监管能力与开放度相匹配
肇始于美国的那场金融风暴， 在十年后的当下仍让全球市场心有余悸。后危机时代，强监管已成为各国共识。
央行行长易纲于近日明确指出，“开放不等于放松监管，通过合理安排开放顺序，有序把握开放节奏，在开放过程中可以有效防控风险。”
对此，王志刚表示，“较稳妥的做法是根据不同子项目的竞争力和监管控制程度来逐步开放，而不是一下子全部放开。”
“监管部门需提升对外资的监管能力和水平，确保开放程度与监管能力相匹配。”吴琦强调。
张丽平提醒说，扩大开放意味着外部金融风险向国内市场传染的渠道拓宽，有效防范和化解外部风险的难度随之增大。放开外资股比限制、放宽业务范围、放松市场准入条件、放大内地与香港股市联通规模等措施会在金融领域产生一些新的形势，包括竞争加剧、创新增多、格局变化等，如何维护好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对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
刘翔峰具体分析道，“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不断推进下，未来跨境监管的难点在于，能否及时得到真实和全面的监测信息；监管手段能否发挥作用；监管人员素质是否与监管工作相适应。”她进而建议，国内监管和境外机构所在国的监管部门要密切合作，监管的关键在于及时准确监测并事先防控风险，将风险消解于萌芽状态。
王志刚还指出，要致力于实现监管科技和金融科技的有效平衡。可借鉴国外“监管沙盒”的理念，提高对一些金融创新行为的容忍度。
“特别是，在监管制度的设计上要实现全方位。”王志刚认为， 应建立涵盖国内外资金流动、国内外金融机构交易行为的金融监管制度，建立全面综合可监测的金融统计体系，实现穿透式监管和对金融交易的行为监管。
与此同时，刘军红提醒道， “金融行政中规则和制度的设计要合乎市场化要求，合乎金融改革建设的初衷，即中国经济发展升级的需要。”
“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的要求至关重要，即‘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基于上述建议，张丽平总结了几方面的工作重点，即要在金融监管机构改革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监管协调；加强功能监管，避免监管漏洞；完善监管信息体系和共享机制建设、加强金融科技运用，提高监管能力；对开放可能出现的新局面加紧调研和预判，进一步完善监管的国际合作。
“开放意味着监管的国际化， 监管规则的透明、规范。下一步， 金融监管部门要进行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的结合，致力于实现高质量监管。”王志刚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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