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究达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转化本质上是需求和供给之间矛盾的转化，“同”与“和”之前说的是需求，之后说的是供给。其中，供给问题是“主要矛盾”中蕴含着的“根本问题”， 但要解决这一“根本问题”，需要清楚整个社会人们的需求状况。本文将重点从需求侧入手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需求的本质属性
从经济学上来说，一种商品的需求是指消费者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水平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该商品的数量。可见，需求从本质上来说包含“意愿”和“能力” 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同时又受到时间和价格的影响。其中，“意愿”从根本上来说是指“选择”， 没有“ 选择” 也就无所谓“ 意愿”；而“能力”在根本上是指人的“供给”，即能够为其他人提供什么产品或服务，进而换取自己需要的产品或服务。
1.微观层面的需求。从微观上来看，任何一个人穷其一生都不可能消费所有产品，更何况在产品极大丰富且仍在增加的今天，因为人的时间是有限的。结合供给来说， 在产品极大丰富且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一个人所能供给的产品相对也越来越少，所能交换的产品在总量上可能增加，但在相对量上更有可能减少。因为人除了时间有限外， 能力也是有限的。人的能力的有限性，在另一方面表现为产品价格的门槛属性。再进一步说，即使一个人能力再强，其同一时间段所能消费的产品也是极其有限的，而且对同类商品的消费遵循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此外，其需求不仅是有层次的（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所说的那样），而且是有偏好的（如受文化、社会资本等的影响）。需求的这些特点，既为供给的相对不足带来了缓冲，又为供给的多元化带来了内在驱动力。
2.宏观层面的需求。从宏观上来说，个人需求的加总构成了社会的总需求。影响总需求的因素包括产品或服务的价格、群体的收入状况、偏好及预期等。一般来说，价格本身的门槛属性，自然地将人群至少划分为不会购买的、立即购买的和延期购买的三类，其中，延期长短又可根据能力的不同细分为无数个不同的时间段，但其上限为人的最长寿命。三类人群的划分，首先与群体的收入状况息息相关。群体的收入状况既包括整体收入水平，又包括收入的分配结构等。总需求还受到群体偏好的影响，群体偏好既有群体内部不同细分群体之间的偏好差异，这一差异进一步强化了需求的多样性；又有群体整体的偏好，民族性是整体偏好的特殊表现形式。偏好不同，产品或服务的存续状况也不同。此外，总需求还受到群体预期的影响。一般来说，如果预期某种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在将来某一时期会上升时，群体会增加现期需求；反之，则会减少或维持现期需求。
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我国基本上处在注重规模速度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更多地强调消费者的能力而非意愿，强调整体的一般性需求而非个体的多样性需求。经过40 多年的发展，基本层面“有没有” 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和更高层面“有没有” 的问题更加凸显。在接下来的内容中，笔者将分别从“意愿”和“能力”两方面分析这些问题的变化。
从需求的意愿看
1.意愿的程度更深。即从选择的多少看，人们的选择由少变多。这一变化是供给侧竞争与合作的结果，用彼得·蒂尔的话说，是“从1到N”。产品诞生之初一般都是供不应求的，但随着供给主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产品在量上显著增加，在质上出现分化。以网约车为例，滴滴、神州、易到、首汽等多品牌竞争，使网约车量更足、价更优；而快车、专车、顺风车等产品层次的细分，连同巡游出租车，进一步满足了不同层次、不同人群的需要。这些增加的选择，进一步提高了消费者剩余，一方面使人们不再局限于“能够得到”，而是不断更新自己对“美好程度”的设定；另一方面使人们的选择变得多样化，进而不断调整自己对“美好”的定义。
2.新的意愿不断产生。即从选择的有无看，人们从无选择到有选择。这一变化是供给侧创新的结果，用彼得·蒂尔的话说，是“从0 到1”。移动支付增加了人们“购物带不带现金”的选择；共享单车解决了人们不必随时将自行车带在身边的问题，从而增加了“是否随时随地骑自行车”的选择；共享充电宝则增加了人们“是否随时携带充电宝”的选择。这些是商业领域业已增加和成熟的选择。在公共服务领域，区域医疗联合体改革增加了人们“是否一得病就去三甲医院” 的选择。在未来领域，“儿童、老年人可否免费看病”“买车是否需要驾照”等新的选择，都可能因社会条件的变化而成为现实。这些新的选择，不仅释放了人们的需求， 而且使人们进一步意识到了自己的真实意愿，使人们不断更新自己对“美好”的定义。
3.意愿的标准更趋多元。即从选择的标准看，人们的选择从单一的功利主义到多元价值。这一变化是文化层次和人口素质提升的结果。假设一个人有A、B、C三个选择，使其自身收益最大化的选择是A，但是他却选择了B。前者往往是基于功利主义的原则，而后者往往是基于公平、正义等多元价值。当然，这里的选择暂且忽略错误的或随意的决策。事实上，人的选择依附于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既关乎人的能力，又关乎人的意愿。如前所述，在注重规模速度的发展阶段，能力更受关注。这一阶段， 因文化、社会资本等方面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路径依赖，表现为落后的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要求，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正是站在公平、正义的高度， 对这一路径的纠偏。
但需要强调的是，基于公平或正义的选择，是所有选择中很少的一部分。社会条件的发展，使人们基于简单的功利的比较，即可作出既符合自身利益，又不自觉地满足其他人的需求的选择。但在必要的时候，即使是普通人，也会像我们的楷模那样，追求更高的目的，作出更有意义的选择。比如我们正在进行的“光盘行动”，迅速兴起的众筹募捐，邻里间的守望互助等等。
4.整体意愿饱含文化要素。提到公平或正义，就要提到文化。不同的文化产生对公平和正义的不同理解。如十九大报告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一文化下发展的未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的最好诠释，我们要从历史中、从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对党的事业、国家命运、民族前途满怀信心。这也是每个中国人需求意愿的根本来源。
未来文化将会更加多元。文化的差异，本质上是人群的差异。不同的人群将抽象出不同的特点。这些不同特点将进一步产生不同的系统收益。如《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所说：“中华民族从5000年绵延不断的悠久历史中走来，创造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孕育出世界上唯一没有断流的中华文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文化基因世代相传，为中华文明注入深厚的伦理责任和家国情怀， 赋予我们民族强大的统一性、内聚力和百折不挠的品格。中华民族自古就坚守着历史传统，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中国最终都被中国化。” 因此，在释放和分配系统收益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中国文化的特点，这是系统收益得以更有效释放、更合理分配的基础，也是走出以物为本的误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内在要求。
从需求的能力看
1.分工的进一步细化。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正在从事的劳动得以进一步细化。一方面解放人们，使人们从事更高层次的劳动；另一方面又占用人们，使人们成为机器的附庸。但前者始终是主要方向。在前者中，医疗器械的使用解放了医生，使他们能够更多地从事诊断这一更高层次的服务；在后者中，网络订餐、外卖软件的使用，进一步激发和细化了分工，但占用了更多的外卖配送员，使他们从事机器暂时还不能很好完成的较简单的劳动，进而沦为机器的附庸，并面临随时被替代的可能。
像医生服务这样的劳动，具有低可替代性；而像外卖配送这样的劳动，往往具有高可替代性。前者在社会中往往是稀缺的，但因为产品的极大丰富，其所能交换的产品或服务在相对量上可能在下降； 后者虽然往往是富足的，但由于释放了巨大的系统收益，其所能交换的产品或服务在相对量上反而可能上升了。在这种状况下，社会至少面临两大问题：一是低可替代性劳动的激励问题；二是更多人从事高可替代性劳动的失业风险。可见， 效率和公平问题仍然是我国社会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又有了新的内涵。在需要激励的人群中，医生、教师、科研人员等近年来都备受关注，诸如医生联盟、分答、网络课程、各类众筹网站等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释放系统收益打下了基础；接下来， 需要进一步激发各类供给主体参与相应领域的积极性，并允许乃至鼓励他们从系统收益中获益，使这部分群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而在需要防范风险的人群中，快递员、配送员、保洁员等都面临失业的风险， 但在分工不断细化的未来，他们的劳动将发生转移或过渡，但需要他们学会使用更多的工具。
更进一步说，随着供给的不断丰富，尤其是更多的可替代性劳动的产生，需求也随之被不断地释放出来。人们对“美好生活”有了更广范围、更高层次的定义，人们的“意愿”在供给“能力”提升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反过来也促使人们不断优化自身供给，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
2.供给产生越来越多的系统收益。随着技术革命、制度变革、人口素质提升，供给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系统收益。如何分配这些系统收益，正在成为一个社会制度设计的核心内容。它既事关市场经济的活力，又事关人民的获得感。为什么像Facebook、京东这样的互联网巨头在不赚钱的时候仍然有较高的市值或评估值？为什么不赚钱的共享单车会吸引那么多投资？就是因为他们创造了巨大的系统收益。未来，共享单车企业一定会从释放的系统收益中寻求收益，就像Facebook和京东等企业现在做的那样。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样需要依靠对系统收益的释放和分配。
有效释放和合理分配系统收益，关键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将其作为“14条坚持” 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深刻转变。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洪大用所说： “以物为本是对人性的片面理解和扭曲，忽视人的需求的全面性、丰富性，片面强调物质方面的满足和扩张，见物不见人，助长拜物主义，加剧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最终使人成为物质的奴隶和失序世界的牺牲者，失去人本身的尊严和价值，同样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具体来说，就是要在思考问题时不再局限于“物的稀缺”，而是更多地关注“人的需求与价值”； 就是要从规模速度型发展方式向质量效益型发展方式转变；就是要坚持共享发展理念，不断提高人民获得感，“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而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将系统收益作为消化转型代价的主要来源，并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基础上，一方面实现成功转型，另一方面完成制度构建，进一步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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