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首席专家。
乡村振兴为了谁，乡村振兴依靠谁，是乡村振兴需要弄清的大逻辑。乡村振兴，其标志性体现就是让“农业强起来，农民富起来， 农村美起来” 。要实现“三个起来”，迫切需要的是凝聚力量，群建共治，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让农民唱主角。但目前不少地方是政府单方面地主抓、主推一些需要共同努力的乡村事项，农民群众反而缺席、失语，甚至漠然旁观。离开了农民的参与，即使村庄建设得再美，那也不是农民期盼的乡村振兴。乡村是农民的乡村，农民是乡村的创造主体、发展主体、受益主体、价值主体，同时也是监督主体。乡村振兴不是为了农民、不是依靠农民的振兴，振兴便没有意义。只有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建设自己家园的热情，让农民唱主角，乡村振兴战略才能落到实处，才具有实实在在的价值。
乡村发展的根本体现是人的全面发展。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五子” 登科的内在要求旨在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推进中，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民在投身这一建设过程中，不仅把家乡建成了美丽的家园，更重要的是自身整体素质得以提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是乡村振兴的根本目标。
产业兴旺，激发农民主动选择是关键。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也是推进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必须紧紧围绕促进产业发展， 引导和推动更多的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千方百计激发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旺盛活力。在具体过程中，政府应该推行提供菜单式服务，建立“农民点菜、政府端菜”的工作机制，政府根据当地实际，为农民提供能够做到的服务项目， 然后向社会公布，让农民按照自身的优势和条件申请项目，政府再对照申请事项提供服务。比如，农民家庭拥有一台拖拉机， 政府就帮他加入机械收割合作社；农民具备养牛技术，政府就帮他发展肉牛养殖，切不能一刀切，由政府主张去养鸡或种菜。一哄而起， 结果必然是一哄而散。只有这样，才能让农民变被动接受为主动点单，破解政务服务中的堵点、痛点、难点问题， 才不会使得“王夫之定律”屡屡发生，农民也才能各显其能，分散决策，长久地积极参与农村产业建设，实现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引导农民投身改造是关键。加强农村资源环境保护，大力改善水电路气房讯等基础设施，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保护建设，保护好绿水青山和清新清净的田园风光，每项具体工作都必须让农民亲力亲为。
首先，在新农村建设中，重点要引导农民亲自参与环境改造，从方案拟定到选址建设等一系列过程都要通过农民的充分讨论和意见征求，构建尊重、适合、契合农民需求的宜居乡村。切不能由政府盲目拍板决定，主观臆断地搞村庄大合并，为农民构建高楼洋房。农民需要的是“小桥流水人家、房前屋后种菜种瓜”的居住格局，一些地方的“灭村运动” 虽然使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造成了农民远离生产，种地要跑十几里路的尴尬局面。
其次，生态环境治理更需要农民亲自参与和治理，包括家庭住所整洁、环境卫生清洁、生态系统维护，只有农民亲自参与并维护， 良好的生态宜居环境才能持续且长久。我们虽然出台了古今中外最严厉的环保措施，责任终身追究，但再严厉的制度也抵不上农民的自觉参与来得有效。
再者，生态宜居应生产、生活、生态和生意“四生”契合。所谓生意，即要开发出活跃的市场。没有繁荣的市场流通，再先进的生产方式，再高档的生活品质，再优美的生态环境，也是死水一潭，与世隔绝的古代世外桃源不是现代人追求的生活方式。
乡风文明，鼓励农民广泛参与是关键。乡风文明是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乡风文明就是要促进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发展，推进移风易俗、文明进步，弘扬农耕文明和优良传统，使农民综合素质进一步提升、农村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抓乡风文明，重在约定俗成的乡规民约建设。必须鼓励农民广泛深度参与讨论进而重构切合当地实际的乡规民约，充分挖掘吸收当地世代家族或名门望族的家训、家教、家风，既要结合实际融入现代治理模式，使乡规民约契合法治精神，又要充分挖掘传统乡规民约的现代价值，使其顺应时代要求，而非乡村干部坐在办公室凭空想象制定出一套制度。在当今时代社会价值、人生观念多元的背景下，通过集思广益共同探讨制定的乡规民约才具有可行性和约束力，农民只有了解乡规才能遵守乡规。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不断引入外部文明， 应利用春节等传统节假日农民回乡的有利时机，及时对不合时宜的乡规民约更新换代，最大限度随时吸收先进理念、先进习俗，让乡规民约的教化、引导作用活在现实生活中。在操作过程中，适时通过各种现代技术手段（如微信等）让农民广泛参与讨论修订。在讨论修订中落实，在落实中调控乡土社会秩序，是推动乡风文明的关键举措。
治理有效，帮助农民推进“三治”是关键。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必须构建一个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 村民自治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农民群众广泛参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针对当下乡村社会法治还不健全的现实，应不断创新方法，引导农民依靠法治推进经济发展，依靠法治扫黑除恶，依靠法治扶正除邪，依靠法治维护农村的和谐稳定。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本就是一个自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理制度，有许多传统精华可以继承。例如借鉴传统乡贤文化，以新乡贤文化推动乡村治理。新乡贤文化作为一种“软约束”“软治理”，有利于健全乡村居民利益表达机制， 激发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的积极性， 并提高其凝聚力和自治能力。新乡贤一般为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有地位，具有新知识、新眼界的人，是地方公认的价值标杆和治理权威，在社会价值引领、社会资源配置、社会矛盾调处、社会道德走向、社会风气形成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国与家、公与私、官与民联结的缓冲带、减压区，是二者利益平衡的中枢，农民对他们有着很高的信任度和依靠性， 让农民积极参与新乡贤文化建设，是实现治理有效的重要途径。
生活富裕，推动农民充分就业是关键。生活富裕是建立美丽社会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生活富裕就是要让农民有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济宽裕，衣食无忧，生活便利，共同富裕。实现农民生活富裕，必须把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放在首位，拓宽农民就业创业和增收渠道，让农民实现充分就业。农民就业有三大空间。第一个空间是不离土不离乡的土地，我们比美国多十亿人口，而美国差不多比我们多十亿亩耕地。在现有的资源禀赋条件下，仅仅依靠土地，农民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乡村也不可能得到繁荣发展。一个月种田、三个月过年、八个月空闲的生产模式，显然不能满足农村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的需要，更无法获得较高的收入回报。第二个空间是离土又离乡的进城打工，这是权宜之计，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下，农民无法以家庭为流动单元，很难落户城市， 且老人得不到赡养、子女得不到教育，极易引发社会问题。第三个空间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村二三产业， 即农产品加工业和为农业服务的服务业，可克服第一、二就业空间的不足，让农民能够就地就近利用空闲时间实现充分就业，从而持续增收，实现生活富裕的目标。当务之急，就是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 如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旅游、耕种、收割、田管等社会化服务产业，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化的有效对接，让农民不出家门就能把资源变资产、把技能变资本、把劳动变资金，从而增收致富，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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