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九龙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这既是一个重大战略判断，又是一个重大战略命题。40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5 年来的历史性变革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令中国抓住历史性机遇的关键一招。未来，我们要奋斗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和伟大复兴中国梦， 必须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深化对改革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紧紧抓住新时代的改革机遇期。
改革仍然处在大有作为的历史机遇期
过去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得到协调推进、取得重大突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深层次、根本性变革无可争辩地证明：新时代的改革基础更加牢固深厚，机遇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首先，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财富积累到更高水平，需求和增长仍具动力和韧劲。这是改革的物质基础。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艰苦奋斗，社会财富得到极大创造和积累，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形成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愿望和动力。即使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也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由此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正确和改革红利仍有进一步释放的蓄势，我们有条件实现高质量发展。
其次，人民群众拥护改革开放、期盼更美好生活，社会对改革的期许和讨论仍保持在理性范围内。这是改革的民意基础。今天，人民对改革依然抱有强烈的期待，期待着改革能够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补齐民生短板、促进公平正义，期待着实现共同富裕、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社会方方面面都认识到，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不改革就会坐吃山空、不开放就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大公约数”，而且，唯有深化改革才能维系这一“最大公约数”。
再者，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潮流所向，中国有能力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并积极推动国际合作。这是改革的有利外部条件。世界经济仍总体处于增长状态，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没有全面对抗，危机管控仍然有效，国际贸易金融危机尚在修复。中美两国在各自的核心利益、最高利益上，保持了对话管道和回旋空间，并为其他重要双边关系保持相对稳定创造了条件。在周边国家关系问题、朝核问题、南海问题上，各方也在积极探寻管控危机、对话合作的举措。我国长期致力于推动国家间经济合作共赢，既为世界繁荣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也增添了保障自身和平国际环境的压舱石。
最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党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坚持改革开放，中央和地方推动改革的意愿和能力依然强劲。这是改革的政治基础。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告，我们党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不移深化各方面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 使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得以实现。十八大以来的五年间，我们党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四梁八柱”已经树立起来；党的十九大又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新时代的改革蓝图更加系统清晰，坚定了全党上下的信心与决心。与此同时，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制度建设为贯穿，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将有力保证地方与全党同心同德响应中央的改革号令、执行中央的改革方略。
系统认识改革面临的困难与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就是“啃硬骨头”“涉险滩”。这就告诫我们，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一点也不比之前少，而是更加错综复杂。
第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三大攻坚战”和我们长期讨论的“中等收入陷阱”，实质都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根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一方面， 经济刚刚迈过高质量发展的入口， 尚未走出增速下行的调整期和新旧动能的转换期，全要素生产效率仍不够高，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三大攻坚战”所暴露的“短板”不可能一夜之间补齐，这是发展不充分问题的主要症结。另一方面，尽管现行标准下的脱贫有望在2020年前后实现，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特别是贫富差距问题、社会阶层固化问题、政治社会生态文明发展相对滞后问题，已经累积形成重大社会风险， 并将长期困扰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从世界范围来看，长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 的国家都是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上一筹莫展，而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的成功率之低，说明引领一个经济体成功摆脱贫困的道路，并不能确保该经济体实现现代化。这一现象值得我们高度警觉。我国以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和显著的二元差异要实现跨越更是不易，务必克服盲目乐观情绪，非凭借改革创新给生产力以新的极大解放和发展不可。
第二，改革的合力尚不够巩固。一段时间以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遏制，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现象，如“上面九级风浪， 下面纹丝不动”的不作为现象， “基层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大” 的层层加码现象，一些领导干部在事关人民群众冷暖安危、衣食住行等具体工作上“麻痹大意”“麻木不仁”的“双麻”现象，以及“一刀切”“一窝蜂”背后折射出的懒政怠政和乱作为现象等。这些现象显示出改革的合力在形成和传导过程中出现了“梗阻”，既导致了中央精神和意图没有完全落实到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地方和基层的权责出现错配、积极性主动性不适应改革的需要；又造成体制内外的隔阂，体制对来自群众和社会的需求与压力不敏感甚至漠视的情况依然存在，群众对改革的获得感、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
第三，体制机制不适应的问题仍然存在。过去40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体制机制上从严重失衡到协调均衡的改革过程并未完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并未完整建立起来，改革仍不充分。从这个角度来看，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改革的主线，所针对的核心问题之一仍是去“制度杠杆”、补“制度短板”。简政放权、加强监管、优化服务击中了问题的要害，但仍遇到各种有形无形抵触，有些领域进展缓慢，表现在民间投资不振、金融风险聚集等突出问题上，也反映出体制痼疾的顽固。
第四，思想认识不断产生分化。思想分化的背后是阶层分化、利益分化，以及化身为意识形态争议的利益之争。分化客观存在，促使我们认清改革面临的利益光谱， 努力争取改革红利的最大公约数； 但也提醒我们要警惕既得利益者挑起的意识形态争议来阻挠改革。关于经济的前景，关于政治的稳定， 关于改革的重大政策，各方争论依然存在，新的分化仍然层出不穷。如何一面营造开明、宽松的改革氛围，一面整合各方利益、防止社会矛盾扩大化、防止“空谈误国”， 是一个长期的改革课题。
第五，外部环境加深复杂化、危机化。对我国而言，取得全方位外交成果与所处国际环境危机丛生并存，我们正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崛起过程中的结构性压力和传统与非传统挑战，中国现代化进程被延缓甚至被打断的风险在升高。一方面，当前国际经济衰退导致全球化倒退，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抬头， 与各方的贸易摩擦可能长期化、常态化，国际经济贸易形势发生的新变化可能深刻影响我国以科技创新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发展走势；以“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为代表的我国对国际秩序、国际治理的主动作为， 必然带来反作用力，并构成对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制约。另一方面，大国冷战思维使国际关系不确定性陡增，重要双边关系和周边关系依然错综复杂、仍有较大变数， 以朝核问题、南海问题为焦点的地缘政治矛盾仍将深度演化。另外，我国对外战略的积极进取态势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国际社会误读，导致了我国国家形象被扭曲和丑化的不利情况。
上述困难和挑战高度复合、彼此关联，归根结底是我们改革不彻底、开放不充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果，只能靠更加全面深入的改革开放促进更加平衡充分的发展去系统解决，对此，我们需要保持极大的战略定力与危机感。
紧紧抓住并最大限度延长改革机遇期
在全面认识改革面临的有利和不利条件的基础上，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无法回避，即：在具备一定的改革基础和条件的情况下，时局之困可能催生重大变革， 但为何历史上大多数困局未能转换为机遇期，反而使得局势每况愈下乃至一发不可收拾呢？这个问题警示我们，在困局与改革机遇期转换的“路口”和过程中，改革者能否有效吸收和传导外部压力并充分激发和持续保持内生动力，做出正确抉择并付诸有力行动，至关重要。面对当前形势，汲取古今中外的教训，我们要牢牢把改革机遇期抓在手中并尽可能延长其周期，必须在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的前提下，从各方面为之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坚定不移唱响改革开放的主旋律。要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尊崇党章赋予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坚持用发展眼光、实践标准和人民立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注意防止任何人在“要不要改革”和“往哪儿改”的根本问题上“折腾”，确保改革开放始终与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相辅相成、与党的“新两步走”战略安排相适应，并在党的大政方针中处于优先地位，塑造全党、全社会乃至全世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长期稳定预期。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必须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发展如果可持续，那么一切问题仍是发展中的问题，都可以用发展的办法和成果来制约并化解，我们就能稳如泰山。
应在坚持改革总目标的基础上，继续突出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强化而不是任何形式地弱化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牢牢抓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心无旁骛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国力、民力都稳步增长，积累得更加厚实。应在落实改革任务的时序安排上，把是不是有利于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和稳定物价与就业作为前提条件，把是不是有利于增添经济发展动力、是不是有利于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是不是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不是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是不是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 作为改革任务取舍与轻重缓急的判断标准。应树立严之又严的改革标尺，高度警惕改革中的形式主义， 防止有的部门、有的地方开出改革的“空头支票”或将改革“碎片化”“末节化”，果断纠正那些抑制基层首创精神、阻碍新技术新模式运用、导致更多不公平、减损人民获得感的假改革、不改革甚至开改革倒车的错误行为，千方百计维护人民对改革的信任与支持。
始终保持改革的思想活力。改革，从来都是在不同理念、思想、方案之间的碰撞、砥砺和互补中前行的，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保持对改革创新的包容性、开放性，不断冲破思想禁锢、消除精神懈怠，是改革的生命力所在。同时，防止对改革的讨论意识形态化和演化为意识形态之争， 防止一争论什么事都干不成，也是我们党领导改革的一大法宝。党经过艰辛探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保持开放态度，对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为发展生产力所用保持开放态度，对吸纳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社会新阶层入党扩大党的执政基础保持开放态度，对用新的发展主题和发展理念引领生产和生活方式创新保持开放态度，对采取“一国两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命运共同体”原则来最大限度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开放态度，都成为中国保持改革创新活力的源头，也是各个时期改革的创举，是党创造的宝贵思想和制度财富。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有了新飞跃， 必然要求我们对相应的一系列重大关系进行思想再解放、认识再创新，包括：政府与市场关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城乡关系、脱贫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生态文明与其他文明关系、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国企与民企关系、政商关系、央地关系、公平与效率关系、改革与法治关系、改革与开放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关系等等。应在保持党内外思想的活跃与互动基础上，高度整合出共同意志，使社会思潮与党在新时代的指导思想保持同向， 让社会呼声、人民心声真正成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认识之源， 使改革思想持续展现更强大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以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是“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应将法治作为凝聚改革思想共识、维护改革实践成果、支持和保护改革者的最可靠方式，这样改革才能行稳致远。改革需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在法律框架内设定改革议题、步骤和条件，并获得保障，从而增强改革谋定而动的成熟性和久久为功的持续性。改革与法治要破立结合，改革“破”的一面，即打破体制机制束缚和固化的利益藩篱，必须经由法治“立”的一面来承认其成果，这样建立起来的新的体制机制与利益格局才能获得合法性、稳定性；改革“立”的一面， 又为法治“破”的一面， 即废除和修改不合时宜的法律规章，提供动力，以改革之名顺应人心和大势，法治才能冲破层层阻力。实现更加完善的法治也是改革的重要任务，其重点在于强化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强化宪法权威，强化在法治范围内管党治党，强化各级政府依法行政、接受监督、并与社会合理分权，强化依法平等保护每一个市场主体、社会主体和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一段时间以来，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这一原则让一部分人陷入了法治与改革孰先孰后、孰缓孰急的苦恼当中，甚至由此作茧自缚、裹足不前。正确的认识应当是，法治和改革不存在先后及速度之争，二者关系就像两条腿走路一样，有前有后，前脚快了后脚要跟上， 反之亦然。至于先迈哪条腿，前脚走多快，则要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目前改革的全局来看，改革的这一步已经迈出，但是法治的脚步还没有完全跟上来。这就使法治和改革在时序上构成了暂时的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要通过加快对法律的立、改、废、释，用法治手段自上而下传导改革力量，把改革推向基层，并依靠法治做好三件事：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压缩自由裁量权、化解懒政怠政，切实解决改革不配套、不协同问题， 从而使改革于法有据变得更加灵活可行，使法治对改革的保障作用更加具体务实。
为改革者“ 松绑”。中国的改革进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社会都是主体，作用都不可或缺。改革既需要顶层设计， 也需要基层创新；推行改革离不开中央的决策权，也离不开地方的执行权；坚持改革既需要党持之以恒，也需要全民族全社会共同自觉。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 必须把各级党政干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并有效加以引导和保护， 所谓“气可鼓而不可泄”。党政领导干部既需要遵守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从严治党的约束与规范，也需要开明包容的舆论氛围和宽松有序的良性竞争环境；克服改革中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既要解决导致“不想为”的认识和作风问题，又要解决导致“不能为”的能力缺陷、人岗错配和上级压责不放权问题，更要解决导致“不敢为”的合规与突破、做事与出事、当前与终身等各项要求和各项目标精准平衡的“ 三元悖论” 问题。党中央提出，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 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这对于打消改革创新者特别是基层的顾虑，让其感到“依靠”，释放出更多的工作动力非常必要和及时。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已十分紧迫，亟须靠法制建立更加协调稳定、能够产生合力的政商关系，把政商关系从政府官员个体和商人个体之间关系转变为政府与企业两个实体之间关系，即将政商关系转变为法治框架内的政企关系，使政府及官员与企业及企业家都在法治框架内交往互动，从而有效遏制腐败的政商关系，让企业家精神得到真正尊重和充分发挥。再有， 发挥社会的主体作用， 实现共治，迫切需要靠发展愿景、改革预期和更大程度地包容不同意见言论，来提升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社会精英的安全感，激发他们在改革中共商共建共享的主动性和责任感，促进各方面对改革的活跃参与和有效反馈，使全社会都保持勃勃生机。
更加注意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针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改革的当务之急是要对症施治， 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稳步扩大需求更好地结合起来，降低宏观成本，稳定增长速度，提高经济质量，保持发展势头；同时，解决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提高发展的共享水平，并使利益均衡机制更加成熟和定型，以支撑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发展。具体而言，短期的稳增长、稳信心政策要与中长期的结构性改革并举。过度依赖短期刺激性政策会伤害到改革的长期性，但如果只看到中长期改革的需要，而忽视了短期稳定增长的基础性作用，也不可行。平衡的关键点，就在于拿捏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既不能走过度刺激的老路，也不能走降速甚至失速的险路，要始终守住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这条底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经济政治才能真正稳定。当然，在增进福利问题上，也要防止受民粹主义挟持，比如在脱贫攻坚问题上，就既不能降低标准，也不能擅自提高标准。现在， 迫切需要在民生和社会领域打几场标志性的改革战役，并鼓励和支持地方打好“头阵”，包括：通过进一步赋权和减负放活来激发广大企业的积极性，提振民间投资，创造更多和更高质量的就业机会； 改革分配制度，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同时加强对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群众所急所怨的公共服务的投入，做大中产阶层，织牢社会保障网络，从而释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消费需求；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好脱贫攻坚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确保不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来增强全社会的获得感。
努力维系开放、和平的外部环境。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和平的外部环境，深化改革需要更高水平的开放来带动。新时代的对外战略必须以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准则， 不为外部干扰所惑，不被国内外的激进思潮左右，有效管控矛盾争端，尤其是中美的结构性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尽力维系力量均衡， 保持复兴大国应有的历史耐心、战略定力和策略弹性，防止外部环境发生系统性风险，始终经受住外部环境的考验。当前，中国外交变得更加开拓进取、更加主动有其必然性。但是，我国制定对外战略的出发点仍然应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坚持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的基本站位，各项对外政策都应该鲜明地昭告国内外，中国的发展规划与战略不以超越别国和制造对立与威胁为目标，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不需要“假想敌”，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内在发展需要与趋势使然， 是当代中国外交与对外经贸关系的本质特征。一方面，我国仍要不断向国际社会重申我们的郑重承诺：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另一方面，我国仍应在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内，对国际结构的“一超多强”格局保持历史耐心， 政治上以保持和增进互信为目的， 把握好轻重缓急，防止“四面树敌”，与主要大国保持良性的竞争合作关系，持续改善与其他大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经济上恪守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原则，扩大开放、主动合作，一方面改变出口依赖的老路子，加快构建依法依规、公平竞争的国内营商环境，加快构建本国现代化经济体系，一方面筑牢经贸纽带，循序渐进推进“一带一路”合作，防止贸易冲突扩大甚至升级为政治军事冲突；文化上增进对话交流，缓解外部猜疑；军事上增强备而不战、斗而不破的弹性， 增加热点问题上的危机管控渠道与手段，避免“咄咄逼人”之感，避免短期内对抗升级。尤其要注意到，从全球治理和秩序角度看，美国的衰落不一定都有利于我国， 我国尚不能贸然进入美国撤出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地带，我们不能误入中美此消彼长、“零和博弈” 的思维陷阱当中，以致“战略透支”。总之，要专心致志办好自己的事情，同时，不推诿应有的国际责任，也不过度承诺，牢固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并善于在现有国际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在强大的过程中更多展现出文明大国形象，积极稳健地从世界大势中借力、助推伟大复兴。
机遇总是眷顾有准备的头脑， 也寓于务实坚定的行动之中。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清醒认识当前高度复杂的困难与挑战，脚踏实地解决现实问题，把这些挑战转化为我们党推动社会革新、自我革新的机遇，转化为更好地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越性的机遇，将极具理论说服力和实践感召力，将极大巩固党的领导。我们要更加自觉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经常思考改革开放为什么能杀出一条血路、改革开放又如何不断克服困难稳健前行的问题，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始终把机遇紧紧抓在自己手中。
作者为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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