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理财家、改革家，在汉武帝时期，他独掌财经大权20多年，推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为“汉武盛世”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大量出现，桑弘羊对此却没有足够的认识，以至身死名败。
少年入幕
桑弘羊出生于汉景帝五年（前152年），是“洛阳贾人子”，也就是商人的儿子。中国古代通常重本轻末，商人不受重视甚至被歧视，但也有例外的时候，西汉初年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商业发展持开放态度， 而洛阳作为西周洛邑的旧地，居民中不乏商朝旧贵族，使洛阳素有经商的传统，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生长环境， 为桑弘羊提供了广阔的人生舞台。
而真正改变桑弘羊命运的，是朝廷的一次人才选拔，在桑弘羊13岁时，因为精通算学而被朝廷选中，成为郎官，并进而加侍中。在当时，人们进行数字方面的计算，一般要借助于筹码、筹算等工具，而桑弘羊由于家庭的耳濡目染，在计算方面有着过人的天赋，可以不用通过工具的辅助，完全凭借心算进行复杂的运算。
侍中是秦朝所置的官职，本是一种加官，也就是“兼职”，拥有此职，就可以往来于一些普通官员不能进入的机要之地。西汉也设侍中，并越来越显要，主要职责是侍从于皇帝左右，“出入禁中，顾问应对，位次常侍”。桑弘羊担任侍中，任务是陪比他大4岁的太子刘彻读书，这段“同学”的经历对桑弘羊格外重要， 桑弘羊因此没有再像父辈那样成为一名商人，而是走上了仕途。
刘彻是西汉第七位皇帝，15岁时继位，即汉武帝，桑弘羊当时才11 岁。汉武帝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掌握了大权，陆续推出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如通过推恩令削弱诸侯王的势力、通过设立刺史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这些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在军事上，汉武帝以军事手段代替带有屈辱性质的和亲政策，以彻底解决匈奴在北方的威胁，使西汉的实际控制范围不断扩大。
汉武帝推动的内外政策需要强有力的经济基础作保障，为了解决对外战争造成的财政亏空，汉武帝也想了一些办法，如号召百姓为国家捐献， 还设置所谓的“武功爵”，通过出售爵位的办法筹钱，但这些措施效果有限，还容易造成官员趁机贪腐。汉武帝后来采纳右内使郑当时的建议，下令实施盐铁官营，由国家垄断盐、铁等重要物资的生产。汉武帝任用郑当时为大农令，任用盐商东郭咸阳、冶铁商孔仅为大农丞，由他们负责此事。
桑弘羊是商人的儿子，又精于计算和经济问题，汉武帝也让他参与盐铁官营。由于桑弘羊在经济工作中表现出突出才干，元鼎二年（前115 年）汉武帝提拔桑弘羊为大农丞，负责推行经济改革。元封元年（前110 年），由于在理财方面表现出的卓越才能，汉武帝任命桑弘羊为治粟都尉，代理大农令，掌握财经大权。自此开始，直到汉武帝去世，桑弘羊一直是西汉朝廷经济方面的负责人，独掌财经权长达23年，汉武帝所取得的文治武功，离不开桑弘羊在经济方面的大力支持。
改革创新
汉朝初年，为修复战争创伤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在经济领域推行无为而治，宽松的环境对于缓和矛盾、促进经济恢复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西汉的国力逐渐强大起来。但是，经过几十年发展后，社会经济在取得进步的同时，也逐渐产生了一些问题。
由于推行无为而治，西汉初年朝廷对经济领域内的活动较少干预， 盐、铁、茶、酒等重要物资都放开经营，甚至还默许民间铸币，这使得商业活动和手工业十分繁荣，一些大商人应运而生。这些商人快速致富，而国家得到的却只有微薄的收益，商业活动的巨额利润要么被商人们占为己有，要么被地方势力利用，成为地方势力割据坐大的经济资本。
经济发展的红利被商人和地方势力拿去了，朝廷反而很穷，遇到哪里发生叛乱，朝廷甚至没有钱平叛， 反过来还要向大商人们去借钱打仗。《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
汉武帝无法容忍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推行盐铁官营就是改变这种状况的一项重要举措，在桑弘羊等人的努力下，盐铁官营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桑弘羊担任大农丞后，进一步对各郡国的盐铁官进行整顿，增设了新的盐铁官，使全国设置的盐官达到35处，分布于27个郡国；铁官达到48 处，分布于40个郡国。这些盐铁官都由朝廷统一管理，盐和铁的生产经营全部纳入国家专管专营的范围内。
桑弘羊代理大农令后，又立即奏请汉武帝，设置“大农部丞数十人”，让他们“分部主郡国”，以此监管、指导各郡国的财经工作，改变以往分散管理、多头管理造成的弊端，建立起“垂直领导”的财经管理体系。太初元年（前104年），大农令改称大司农，在桑弘羊的推动下， 大司农进行了组织机构和人员的扩充，除已有的令丞外，还增加了太仓、均输、平准、都内、籍田等5个负责专项工作的令丞，使财经管理更加细化，分工更为明确。
桑弘羊独掌财经大权后，所推行的重要改革举措还有算缗告缗、移民垦耕、均输平准、酒类专卖、币制改革等，每一项措施都在经济领域内产生重大反响。通过这些改革，朝廷控制经济的能力一步步增强，财政收入也不断增加。桑弘羊在经济领域里不断改革创新，缓解了朝廷的财政危机，实现了“官用饶足，民不困乏”的目标。同时，一些富商大贾逐渐失去了经济控制权，“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 对于抑制兼并、缓和贫富差距起到积极作用，也削弱了地方势力。
盛世危机
但是，桑弘羊推行的经济改革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问题还十分严重。比如，桑弘羊有一个重要的改革思路是“以商治商”，通过引入商人参与改革，达到强化商业控制的目的，但由于对改革的过程难以有效把控，结果出现了官商勾结以假公济私、侵害百姓的问题，“为吏既多不良矣，又侵渔百姓”，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扩大了贫富差距，百姓对此多有怨言。
盐铁官营后，弱化了市场竞争， 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往往质量较差， “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百姓苦之”。由于缺乏竞争， 这些质次的产品价格往往还挺高， “盐、铁价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淡食”，“土.”是木质的原始农具，百姓宁愿用木头做的简易农具和双手去耕种，也不愿意购买生产出来的铁制家具；宁愿吃淡食， 也不愿意购买价格昂贵的食盐。为了完成生产和销售任务，官员们强迫百姓购买，强买强卖的事情经常发生。
还有桑弘羊着力推行的均输平准，是由国家在各地统一征购和运输货物，目的是抑制商人对货物的垄断，保证市场价格稳定。但在操作中，负责均输平准的官员经常出于私心而滥用权力和市场垄断地位，胡乱收购产品，致使物价产生波动，“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违背了贱买贵卖的基本原则，没有起到平抑物价的作用。
改革为朝廷带来收入的增加、对经济控制力的增强，这些都是实际的成效，但经济领域里随之出现的成本高、效率低、资本周转慢以及营私舞弊等情况也不容忽视，化解这些风险与矛盾同样是改革者需要承担起的任务，也同样需要通过改革、创新去解决，但桑弘羊在这方面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致使矛盾和问题不断累积。
身死名败
汉武帝晚年时，已经觉察出隐藏在盛世之下的危机。征和三年（前90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受命讨伐匈奴，兵败投降。次年，桑弘羊联合其他大臣上了一份奏疏，奏请在轮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屯田，以备与匈奴长期作战。汉武帝看完这份奏疏后颁下一道著名的《轮台诏》，在诏书中反省了自己派遣李广利北伐匈奴的过失，否决了桑弘羊等人力主战争升级而提出的屯田轮台的计划，汉武帝明确表示，眼下最紧要的不是对外用兵，而是“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
《轮台诏》是汉武帝针对现实问题而进行政策调整所释放出的明确信号，汉武帝没有否定之前的改革，但意识到改革已经进入到“深水区”，改革需要深化，也需要调整， 解决改革中产生的问题与推行新的改革措施同等重要。不过，历史没有给汉武帝留太多时间，《轮台诏》颁布不久，即发生了马通、马何罗等谋刺汉武帝事件，汉武帝虽然躲过了谋杀， 但精神上也受到打击，几个月后汉武帝驾崩，弥留之际向霍光、金日.、上官桀、桑弘羊等大臣托孤。
随后继位的是只有8岁的汉昭帝刘弗陵，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身份辅政，掌握朝政大权，桑弘羊改任御史大夫。霍光与桑弘羊素有矛盾，同时对桑弘羊主持的各项经济改革也颇有看法，霍光曾向桑弘羊提出，需要对有些改革措施进行调整，但遭到桑弘羊的反对。为打击桑弘羊，霍光组织了一场“盐铁会议”，让一些代表民意和社会舆论的贤良、文学与桑弘羊等人展开激辩，桑弘羊一人对战60 余人，“舌战群儒”，尽管他非常熟悉经济工作，又擅长辩论，但最终舆论仍认为他在辩论中处于下风。
“盐铁会议”后，霍光采纳李延年等人的建议，“议罢酒榷、盐、铁”，桑弘羊所主导经济改革中的主要措施先后被废止，而桑弘羊本人则卷进了燕王刘旦的谋反事件，尽管这件事扑朔迷离，桑弘羊在其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仍有争议，但结果是明确的，桑弘羊因为此案而下狱，最终被处死，并付出了灭族的代价。
桑弘羊是历史上著名的理财家、改革家，他以商人后代所特有的天赋和敏锐，推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很多措施推出后马上就收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桑弘羊为“汉武盛世”的形成做出了突出贡献，因此受到了汉武帝信任和重用。
但是，任何改革都需要与时俱进，改革只有“进行时”，对改革来说“变”才是常态，只有不断地“变”， 才能捕捉新的改革机遇，才能发现和解决改革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桑弘羊独掌财经大权20多年，前期积极求变、谋变，在他的主持下新的改革措施不断推出，但当改革出现新问题、新情况后， 桑弘羊却没能跟上变化，变得迟钝和保守，仍固守原有的做法，这是桑弘羊和他的改革走向失败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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