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训飞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和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都将“稳就业”作为“六稳”之首，并强调“实施就业优先政策”。近来，我国制造业矛盾从总量矛盾转变为结构性矛盾，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制造业PMI从业人员指数也持续下滑。我们应认真分析深层次原因和潜在风险，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化解就业结构性矛盾，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就业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
从业人员供给和岗位需求不匹配，“有岗无人”和“有人无岗” 现象严重。一是从岗位需求来看， 制造业熟练技工和自动化设备操作维护人员短缺现象突出，可形象地比喻为“硕士博士满街跑，高级技工难寻找”。据有关统计和报道显示，近年来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在1.5∶1以上，高级技工达2∶1以上，尤其表现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底部制造业“招工荒”现象严重。二是制造业“有人无岗” 就业难问题显现。制造业民营企业创造了主要的就业岗位，但是近来由于外部环境变化和民营企业经营困难导致就业岗位需求下滑。从业人员对制造业岗位工作环境和平均待遇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满意。比如，大量年轻从业者“逃离”传统的工厂和生产线， 这都给保障制造业发展带来一定的挑战。其中，外卖等服务业从业者的平均年龄在26岁到30岁，35岁以下更是占比近七成。
制造业企业效益下滑与人力成本上升共振，从业者向服务业转移明显。一是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和企业转型升级较慢导致企业效益下滑，外加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导致不少制造企业在无人可招的同时，也面临着无法提高工人待遇的局面。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数来看，2018年11 月制造业从业人数7103.6万人，同比下降11%，尤其是钢铁、建材、纺织等行业就业人员出现17%以上的大幅缩减。二是从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来看，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不断下降，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不断上升，从业者就业转移趋势明显。其中，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从2012年的30.3%下降到2017 年的28%，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则从2012年的36%上升到2017年的45%。如家政服务业，从业人数由2015年的2326万人上升至2016年的2542万人。
行业间就业景气度差异明显， 从业者随产业从发达地区回流趋势增强。一是不同行业及不同层次从业者分布冷热不均现象突出。制造业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对高技能人才需求旺盛，在加速扩张的同时也在积极储备各层次的人才， 尤其是高级专业人才和综合性管理人才，而产能过剩的传统制造业领域甚至出现缩招和裁员现象。二是近年来，二三线城市产业快速发展，基础设施配套不断成熟，吸引大批产业链龙头和大中小骨干企业投资入驻，就业岗位需求处于上升期，外加生活成本相对较低，从业者随产业从一线城市和发达地区回流二三线和中西部地区明显。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和吸引外商投资，也加速就业人口从东部地区回流。
深层次原因
从宏观上看，第三产业加速发展，产业结构演变带动就业结构变化。产业结构演变带动从业者和消费结构性变化，多个省市第三产业占比已经超过第二产业占比。一是互联网和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带动经济模式创新，以专车、单车、外卖等为特征的共享经济蓬勃发展，产生的新岗位就业需求持续加大，大批制造业从业者进入服务业，服务业成为解决就业的主力军，尤其是在解决产能过剩行业工人再就业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现代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带来相关行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其平均薪酬普遍高于一般制造业，工作时间有一定的自由度，在一二线城市尤为明显，这也是从业者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重要原因。以快递业为例，2017 年顺丰速运员工平均薪酬为12.15 万元，显著高于制造业就业人员工资（6.4万元）。
从中观上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速就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就业人员的供给和需求表现出不适应。一是我国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升级和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新旧动能加速转换，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相关领域持续释放就业需求，但受制于当前从业者技能和素质等，就业需求和岗位需求不能快速匹配。另外，受近来国际经贸形势、市场用人需求变化速度快的制约，就业岗位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二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加速融合，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涌现，各地加快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从业者的素质要求随之提高，高学历、高技术等成为主流趋势，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结构性矛盾显现。可以说，本轮制造业显现出来的就业结构性矛盾，表面上是经济增速下滑，实质则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阶段带来的就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由此导致就业出现阵痛期。
从微观上看，“机器换人”与智能制造等战略深度推进，劳动密集型等传统制造业企业加速洗牌。一是“机器换人”和智能制造的实施，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给技术技能领域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新变化，在短期内技术进步会减少对就业的吸纳或者改变就业结构。调查显示，在“机器换人”相对集中的纺织、轻工及设备制造等劳动密集型领域企业加速洗牌，对就业的影响相对明显。二是外部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内部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外加东南亚地区凭借成本优势积极承接全球产业大转移，我国部分轻工、纺织和电子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等加速向东南亚转移， 国内就业岗位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下降。
几点政策建议
进一步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一是尽快落实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等优惠政策，降低企业成本，让制造业企业“轻装上阵”。二是全面梳理涉企收费清单，大幅度压减不合理收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三是有效降低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成本， 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加强对困难企业的贷款周转支持，引导金融机构主动帮扶企业。
进一步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一是招工困难企业要反思自身业务模式和发展战略，通过转型升级和企业管理创新提高市场竞争力，以企业效益提升来进一步提高员工薪资待遇，增强员工从业稳定性。二是企业要加强自身内部管理，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找准人才流入的“核心痛点”，健全晋升机制和激励体系，吸引劳动力回流制造业，提升员工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完善技术技能人才保障政策。一是研究提高高等职业院校的招生规模，根据产业发展及时调整学科设置，加大培养智能制造、信息技术等领域高技能人才。二是加大对高等职业院校的支持力度，政府积极搭建平台促进职业院校与龙头企业、科研院所合作。新增教育经费要向职业教育倾斜，适当提高教师队伍待遇和学生生活补贴。
优化完善就业创业政策。一是切实保障好重点群体，尤其是应届毕业生就业，确保就业形势稳定向好，以新旧动能转化为契机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二是促进多渠道就业，进一步支持以创业带动就业，实现创新创业和扩大就业间的良性互动。三是发挥好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产业发展潜力，利用这些地区资源丰富、要素成本低、市场潜力大等优势，以产业发展释放就业需求。
作者单位：工信部赛迪智库产业政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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