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富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在中华文明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和变迁中，中华民族从最基本的汉族发展为至今56个民族，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各民族汇聚在一起，组成一个大家庭的历史，而这个融合过程正是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精神发扬光大的过程。
开放包容精神的传统文化渊源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始自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开放包容的良好社会风气。当时的诸子百家中有代表性的墨家、法家、道家、儒家、阴阳家、纵横家等众多思想家提出了诸多治国与治世之道，在社会实践中大放异彩。其中的一些思想文化因契合了统治者需要，而成为统治者所推崇的主流价值观或有益借鉴，为形成中国大一统社会提供了巨大的理论与实践支持。
儒道佛文化的相互渗透。东汉时期，佛教由“西方”的印度传入中国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发展为覆盖最广、影响最大且深度本土化的宗教。在中国本土文化与佛教文化不断发生碰撞与交融的过程中，佛教文化不断吸纳本土文化的养分，完成了佛教文化的中国化，而佛教文化的优良方面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有益的借鉴与补充。中国社会不仅有经世致用、积极进取的儒家入世思想，也有消极避世、超世无为的道家思想，更有用出世情怀做入世事业的佛教思想，形成了丰富多彩、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和价值取向。
开放包容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念，衬托出超越民族、泽被天下的志向；“协和万邦，四海一家”的愿望，传递出平等互助、和谐共享的胸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律，表达出互不干涉、互相体谅的尊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信念，展现出克己助人、敢于担当的风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抒发着积极提携、愿意分享的气概；而“和衷共济”和“和而不同”的态度，展示着相互理解、求同存异、包容互补的务实态度（并不是要消灭差别与异见）。在漫漫的历史洪流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与民同乐”的欧阳修、“精忠报国”的名将岳飞、“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等都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杰出的身体力行者。
开放包容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理想世界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 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耶鲁大学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芮乐伟·韩森（2016）在“开放”的主题下，对明代结束以前的中国史进行梳理，概括出中华文明长期开放包容的重要结论。韩森指出，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一直处于融合发展的进程，古代中国多数时期保持着对外部文明的开放包容，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多元化特色，这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欧洲、中东、非洲、美洲，都是难得一见的。
金庸（1994）曾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讨论中华民族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深层次原因和内在规律。他指出，纵观中国历史，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即外族的入侵常常是华夏民族的转机，七次大的民族危机都是七次大的转机。历史上其他国家民族在遭遇外族入侵时，要么打赢，要么打不赢，打不赢则这个国家或民族多半垮台。世界上虽然有的文明历史比中华文明早，范围比中华文明大， 比如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但这些文明却因遇到外力的打击，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渐衰退、消亡了。然而，中华文明则不然。中华民族在遭遇外族入侵时，也有打赢和打不赢的情况，但打不赢时却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华夏民族一方面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很开放和包容。这表现在，外族人来了，华夏民族就跟他们同化、融合，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就壮大起来；之后可能又腐化、衰退，或者分裂，外族人又来了，我们民族再与之融合， 又发展壮大，如此循环往复。
强大总与开放包容相伴随，而落后却跟闭关锁国接踵而来。在隋朝、唐朝、宋朝，中国是很富庶和开放的。唐朝和宋朝在经济、贸易、文化等多方面推行开明政策，在经济和文化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海上贸易发展到非常可观的水平，在科学技术方面一直领先于世界，如造纸、印刷、纸币、火药、罗盘等在宋朝已经非常兴旺发达。金庸（1994）指出， 当时的欧洲相当封闭，一切都由教廷控制，学术思想不自由，科学技术方面是远远赶不上中国的。到了十六世纪，欧洲开始自由开放，科学发明和工业革命也开始了。反观中国，从明朝开始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国力开始落后，这是最大的历史教训。芮乐伟·韩森（2016）指出，隋唐盛世的100多年间，中国文明进入高度繁荣阶段，经济和文化的开放性远超之前和之后的历史时期。自从中原地区先后迎来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势力的挑战，明朝统治者为应对来自“北方”的威胁和欧洲传教士的到来，政策导向发生了扭转，在经济、军事、贸易等多方面开始推行严密控制与封闭保守政策。后来，由于对付不了倭寇的入侵，明朝便异想天开地推行了彻底的海禁政策，以为把航海的船只全部烧掉就能断绝与倭寇的来往，饿死倭寇，这是对日本的完全不了解，结果错失了大航海时代的历史机遇。
不断吸收异族优秀文明成果以进行自我修复与发展。在中华民族发展壮大过程中，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在彼此的碰撞中，相互汲取对方有利的文明成果，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历史上，赵武灵王开启的“胡服骑射”改革，向胡人学习短打服饰和骑马、射箭等武艺，“师夷长技以制夷”，显著地加强了中原军队的战斗力。北魏孝文帝提倡与汉人通婚，推行服汉服等一系列政策，也是文明交相影响的典型案例。曾经用跌蹄征服中原大地的蒙古、满族等，在治国方面也为中原文明所同化，其文明最终完全融入了中原文明。芮乐伟·韩森（2016）在讲述商朝、周朝和秦汉历史时提到，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 商王武丁时期从域外引进了双轮战车技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地区引进了域外战争技术和装备，表明当时的中原地区存在着与遥远海外的密切联系。汉代在强势反击匈奴的同时，也形成了前所未有密切的中外贸易联系，即后人熟知的丝绸之路。隋唐盛世时期的中国对印度的丝绸出口规模很大，而海外的玻璃制品也深受中原居民的喜爱。
对异域文化包括宗教的开放和包容。唐朝拥有空前强盛和大一统的国家规模，唐朝对非汉族的异域文化实行一种开放政策，愿意接纳包容外来文化。根据《资治通鉴》，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自古皆贵中华， 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里的夷狄应当包括中原以外的异域民族。当时的唐文化与外来文化发生广泛而深入的交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唐文化辐射到东亚的日本、朝鲜等地，与东南亚各国，乃至中东、北非等国交往频繁。同时，外来文化对唐文化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当时有大量外来移民入住中国，大批商旅往来于中国的大都市，比如长安以及泉州、广州等外贸港口城市。首都长安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文化熔炉型城市，西域各族的生活习性、风俗习惯、服饰饮食、审美趣味等广泛地影响着这座国际大都市。
更值得一提的是，唐王朝对外来宗教的开放和宽容。很多外来宗教在中国得以很好传播，比如玄奘西行取经的故事，就是印度半岛佛教文化对中国影响的一个佐证。芮乐伟·韩森（2016）在讲述三国时期至隋唐盛世的800年历史时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少数民族势力入侵中原，与汉族发生长期的武力纷争和文明的碰撞融合，此时的佛教对民族融合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隋唐盛世的首都长安城内，不同宗教基本实现了平等共处，当时居住在首都长安的外国人数量最多时达到城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对待藩属国或异族的平等友善和宽容大度。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做人原则与指导思想，体现在对待藩属国或异族文明上就是“多予少取，平等友善，宽容大度”。历史上，诸葛亮的七擒孟获是蜀汉平息南方少数民族叛乱的精彩手笔。七纵不是纵容作恶，而是让孟获感受到我方的宽容与大度，最终真心实意投诚，为蜀汉服务。
对待外族人的无歧视。芮乐伟·韩森（2016）发现，春秋战国时期不少诸侯国的君主、战将、大臣、贵族等都有着少数民族血统，比如著名的春秋霸主晋文公重耳。金庸（1994）指出，据《唐史》记载，唐朝宰相至少有二十三人是胡人，主要是鲜卑人。有二十三个“洋人”当“国务院总理”，可见唐朝人对外国人一点也不歧视。汉武帝与匈奴发生战争取得胜利，匈奴分裂投降后，一个匈奴王子叫金日蝉留在汉朝做官， 并且很受汉武帝重用，汉武帝死后， 他的身后大事交给了两个人，一个是霍光，另一个就是金日蝉。
注重合作共赢。战国时期以苏秦与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提出的合纵与连横策略，和三国时期孙刘联盟在战略上与曹魏相制衡策略，都是合作精神指引下的典范。从唐朝的文成公主远嫁西藏，以及后来的金城公主远嫁，到清代确立由中央策封达赖的政策，都是对藏族的团结和认可。
“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历史的经验教训一次次证明， 开放包容促使国家强盛，固步自封只会导致民族羸弱。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世界各国文明在同一舞台上共舞。中华民族继续秉承开放包容的优良传统，坚持开放国门，与世界共舞。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开放中成长，在合作中共赢，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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