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海刚
5G时代，比预想的来得更快。
6月6日，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这比先前提出的“2018年试点、2019年预商用、2020年正式商用”的时间表提早了一年，中国疾步迈入“5G商用元年”。
所谓“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大带宽、高速率、低时延、广连接、超稳定……5G技术的这些特点，使人们对5G时代的到来充满期待和想像。实际上，“改变”二字已不足以涵盖这种想像，5G或将对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颠覆性影响。
5G时代将是万物互联的时代。在5G时代，移动通信网络将从以连接人为主转为连接人与连接物并重，建立起由人人互联走向人物互联、物物互联的网络基础。除了手机之外，我们身边的许多设备都会接入网络并具有强大的智能化能力，相互间可以智慧对话。
5G时代将是智能经济的时代。在5G时代，5G将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虚拟/增强现实（VR/AR）等技术叠加交融，并与制造、金融、医疗等诸多传统行业深度融合，推动智能经济、“三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形成和发展。
5G时代将是世界重塑的时代。在5G时代，随着5G技术的广泛运用及对传统产业的赋能，以往由掌握核心技术标准的金字塔尖企业在全球配置资源的“世界工厂化”产业链模式将被打破，人力和资源的低成本优势会明显削弱，既有的全球产业链面临消解与重构。
5G的发展前景无疑相当诱人。就其经济和社会效益指标，国内外不同机构做过多种预测。例如，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5G经济社会影响白皮书》测算，到2030年，5G带动的直接产出和间接产出分别可达6.3万亿和10.6万亿元，直接创造和间接拉动的GDP分别可达2.9万亿和3.6万亿元，还将直接提供800万个、间接提供1150万个就业机会。埃森哲则预计，5G应用可为美国带来300万个就业岗位和5000亿美元的GDP。
当然，这些纸面上的数字要转化成活生生的现实，还有漫长的路途要走。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相关支撑体系的完善，技术标准的确立和关键技术的突破，应用场景的拓展和商业模式的明晰，政府监管配套的跟进和良好社会环境的营造……哪个方面都不可或缺。如同对待任何新生事物一样，我们在满怀好奇与憧憬的同时，更要充分预见各种可能的困难和风险。
最大的挑战或许来自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5G时代，海量的数据时时刻刻在繁杂的应用场景中奔涌，怎样界定数据产权，怎样确保数据安全，怎样防止隐私泄露？需要完备的政策体系及社会环境相匹配，包括推进相关立法。
5G引爆的“三新”经济层出不穷，也会与现行的政策和法律规范发生冲突。如何秉持包容审慎的监管思路，以政策创新、制度创新护佑和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同样对政府监管提出了考验。
另外，围绕科技与就业关系的话题，人们一直争论不休。至少到目前为止，新技术对就业的拉动乃至倍增效应还只是个美好愿景。5G时代，技术进步将会“杀死”一些传统就业岗位，也会催生一些新的就业岗位，如何能让后者的数量超越前者，让更多人拥有适应新形势新需求的新知识新技能，成为技术革命的参与者、获益者，而非被替代和被淘汰者，这是政府以及全社会尤须思考应对的大问题。
5G 事关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与人民福祉，也决定着一国的综合竞争力和在国际格局中的位置。1G空白、2G跟随，中国曾是移动通信技术领域的落后者；如今，从3G突破、4G并跑到5G引领，我们已然走到了世界前列。数据显示，中国5G基站目前已达到35万个，是美国的10倍以上；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拥有36%的5G标准必要专利。正因为如此，5G成了某些国家围堵和压制中国的重点领域。4月12日，特朗普在宣布加快美国5G部署时发表了指向明显的言论；去年以来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动作也证明了这一点。近日，美国脱口秀主播特雷弗·诺亚（崔娃）的一段节目视频在社交网络热传，他在节目里吐槽美方在5G竞争中“玩脏的”。
客观而言，5G技术特别是标准之争的确是全球角力的新赛场，各主要大国都在抢占先机和制高点。在这方面，我们须臾不可懈怠，要全力以赴争取5G时代的技术话语权。但从根本上说，5G的意义在于促进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应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创新发展过程中，务必始终保持开放的思维和心态。面对反全球化的逆流，更应注意防范极端民族主义和“关门主义”，警惕“中外脱钩”、“另起炉灶”等过激言行，我们不能变成我们所反对的样子。
不久前，华为总裁任正非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番长谈，不失清醒理性，引发广泛共鸣。而在中国发放5G牌照后，工信部部长苗圩亦表示，我们一如既往地欢迎外资企业积极参与中国5G市场，共谋中国5G发展，分享中国5G发展成果。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的国际背景下，这才是我们应有的大国气度、大国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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