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工
近年，习近平总书记面对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做出“我国正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和“我国发展仍处于战略机遇期” 的科学论断。而随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断蔓延，贸易和投资争端持续加剧，现存国际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大国之间的竞争博弈变得更加激烈，国际社会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显著增多。在此背景下，有关世界面临的百年大变局对中国发展将会产生何种影响，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否还存在的疑问开始出现。
对此，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随后，在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着重强调：“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要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 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由此可见，“百年大变局”的生成与“战略机遇期”的出现是一个双向同步演进的动态过程，两者并非彼此孤立、相互脱离的局部单元，而是既相互联系、又互为支撑的有机整体。
现今，中国恰逢“百年大变局” 与“战略机遇期”交汇的历史阶段和关键当口，如何用动态眼光和辩证思维透视，不断深化对国际形势发展规律和内政外交互动规律的认识，统筹协调好顺应历史大势和发展潮流与主动塑造环境，积极促成“世界变局”与“中国机遇”之间的互动关系从“相加”到“相融” 的飞跃和升华，就成为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和历史命题。
“中国机遇”与“世界变局”的历史性交汇
“战略机遇期”通常是指由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能够为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机会和客观条件，并对其历史命运、国际地位和成长轨迹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影响的，某个专有发展阶段或特定历史时期。简单来说，“战略机遇期” 就是某个国家能够继续集中精力搞建设、搞发展，而不必因为该国核心利益或者重大战略利益遭遇挑战，不得不中止经济建设或滞缓社会发展进程，转入应对重大威胁的战争准备，或者进入军事冲突和不得不以打赢某场战争为主导的强化敌我斗争的阶段。根据过往经验， 战略机遇期的出现绝非单向偶发因素促成，而是多方因素和各种条件相互交织、彼此作用产生综合效应的结果。因此，正确认识国际力量对比、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将国家发展置于更广阔国际空间和历史方位中来观察思考，历来是中国制定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依据。事实上，中国提出战略机遇期的论断便是在世纪之交，新旧格局更替、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之际。一方面，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为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准备和积累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美国虽然继续推行霸权主义政策，但却把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核武扩散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首要战略目标，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减小了中国面对的国际战略压力。有鉴于此，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 首度提出“战略机遇期”的概念。此后，在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进一步确认“21世纪头二十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战略机遇期”的总体认识和重要结论。
纵观人类历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就必须敏锐发现机遇， 紧紧抓住和用好机遇。事实上，部分国家正是站在战略的高度精准把握时机，抓住并用好难得历史阶段或特殊时间节点崛起，成就大国荣耀和强国风范，进而影响或改变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版图和人类社会更替演进的脉络。自2002年党中央正式明确提出“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以来，抓住和用好发展战略机遇期便始终是中国整体工作的核心事务之一。并且，中国也正是依托、借助战略机遇期内的有利时机和良好外部环境，加快推进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发展进程。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事物从来就不是静止的，造就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现实条件和客观环境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大变局之中，中国当然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新风险和新挑战。因此，深刻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需要科学认识和深刻理解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回国参加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成员并发表重要讲话时， 特别强调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党中央全面分析形势和任务首次提出的全新概念，也是针对国际潮流大势和自身发展状态做出的基本判断、得出的重要结论。主要依据为：
其一，国际格局和国家之间综合实力的变化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重要因素。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呈现梯次跟进、渐次崛起的基本趋势，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占比权重显著提升，并且如果保持目前的正向发展速度， 依照经济增长率的线性预测，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的GDP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60%，这将使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变得更加均衡。
其二，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深刻背景和根本趋势。冷战结束以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持续快速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促成了商品大流通、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资本大重组、技术大发展、人员大流动，形成了包括越来越多国家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尽管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抬头，多边贸易体系面临严峻挑战，全球产业格局和金融稳定受到冲击，世界经济再次来到十字路口。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问题、遭遇曲折，并不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终结或逆转。事实上，正是经济全球化在世界各国之间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交融， 以致每一个国家都无法在关起门来、彼此隔绝的环境中实现发展。未来世界各国走向开放、走向融合的国际大趋势没有改变，更多国家和地区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和必然趋势不可逆转，这既是经济规律和时代潮流使然，也是由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决定，他既不会以个别国家、社群、团体的意志为转移，更不会因少数势力的反对、破坏而中断。
其三，中国发展的突出表现是推动世界力量格局版图变迁的关键变量。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已从40年前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8%上升到2018年的16.7%。自2010年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更是成为引领世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活力源和增长极，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30%以上，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经济增量最大的贡献者。据预测未来5年，中国还将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吸收6000亿美元外来投资，中国对外投资总额预计将达到7500亿美元，继续扮演着增益和护持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助推器角色。
总之，上述诸多要素的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中国自身发展既是推动世界秩序变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又是促成其他方面发生联动变化和产生相互作用的内生动因。因此，从相当意义上讲， 百年大变局既指世界、也指中国。就世界而言，变的是格局、秩序、体系；对中国来说，变的是话语权和影响力。今天，面对动荡不定的大世界和百年不遇的大变局，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新起点上。这就意味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为适应这种变化，中国需要站在全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来看待自身的发展趋势，需要将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的工作摆到世界大变局中来处理和应对。
中国战略机遇期与世界百年大变局的互动关联
回首过往可知，在变动的国际格局中，既没有哪一国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一国可以包打天下。当前，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也从未像今天这样与外部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联。“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不能缺少中国”不仅是当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和普遍共识，国际社会正日益密切关注中国的“全球定位” 与“世界角色”。现在，世界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战略机遇期形成高度重叠，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前所未有重大变化的背景下，需要探索将维护和延长中国战略机遇期同世界变局方向的统筹对接，确保中国在世界大变局中始终保持战略主动地位。
第一，中国战略机遇期是构成世界百年大变局的重要部分。“人类共居一个地球，各国同处一个世界”。随着中国发展与世界相互依存关系深度交融的趋势持续演进， 中国正从国际战略格局的外在因素成长为影响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内生变量。因此，中国维系和经略战略机遇期的活动不仅能给自身发展带来新动力，也将为全球经济和世界变局增添新导航、新活力。应当看到，在世界百年大变局中， 既有推动世界深刻变革的积极一面，也有导致世界剧烈动荡的消极一面，危和机、时与势构成了同生并存、对立互化的集合体，一方面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固然意味着风险挑战加大；但另一方面大变局往往也孕育出大机遇，隐含着世界发展出现新趋势、面临新选择的可能。这也就是说，深刻理解百年大变局的内涵，需要从整体盘面上将“危”和“机”、“时”和“势” 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运筹，克服“危” 即是“机”、顺势而为便趋强，失去“机”即为“危”、逆势而动则向弱。事实上，“百年未有大变局” 和“二十年战略机遇期”中的“百年”“二十年”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时间界定，而是统指一段较长跨度的时间约数。这就意味着，无论世界变局还是中国战略机遇都不是绝对的固定期限，积极营造更好的国际环境，努力创造更多有利条件，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就将长期存在。反之，如果政策运用不当出现战略盲动和失策，不仅会错失绝佳机遇，甚至还有可能会自毁发展前程、压低崛起升限。今后，中国需要在把握国际局势演变的根本性和全局性方向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灵活变通性，挖掘全球秩序大变革进程中的正面效应、引导世界大变局朝有益各国共赢方向发展，以中国的和平发展推动世界的整体进步和全面繁荣，真正使中国战略机遇同全球大变局的发展前景彼此交融、有效对接。
第二，世界百年大变局是影响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关键因素。历史经验证明，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议程设置权、规则制定权和国际秩序中的话语权，都是建立在主要战略力量和有关各方利益反复折冲的基础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诸元化， 并不能自动转化成全球力量对比的多极化，更不会由此自然带来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目前，西方一些国家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不会轻而易举地让出手中掌握的支配权，试图继续规制国际对外交往方式和国家之间的竞争形态。而广大发展中国家虽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国家也能够感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大国政治结构和世界战略格局正在出现重大调整，但发展中国家依旧处于边缘地带的总体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对于如何以重塑国际规则、安排国际秩序未来方向为主要手段的竞争博弈来重新划分利益和确立彼此地位关系，在新兴力量和守成力量之间还难以形成共识。毫无疑问，中国发展得益于良好的外部世界和国际社会环境，全球安全局势的跌宕起伏将对中国发展环境产生越来越多的连锁和回灌效应。尽管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主动塑造战略机遇期的能力显著提高，中国本身就已经是决定世界秩序体系意义的变量。但总体上，国际体系和全球秩序仍然是中国战略机遇期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外部环境对中国的影响仍然远远超出中国对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中国依旧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中国仍旧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两大基本现实国情决定中国需要继续借助多边经济治理机制促进国内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需要继续顺应和借重身处百年变局的历史大势，为延续和孕育战略机遇期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保障。作为置身于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强起来”进程的发展中大国，中国需要运用开阔的全局视野和长远的战略眼光审视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尽量减少、规避世界大变局的负面因素和不利方面给中国接续战略机遇期所带来的干扰和冲击。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在世界百年大变局和中国战略机遇期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特殊环境下，中国要全面认清发展形势，综合统筹内外政策，既在世界百年变局中探寻体系剧变给中华民族复兴带来潜在机遇和有利条件， 紧扣重要战略机遇内涵条件转化的客观规律和演进逻辑，又要通过自身实力的成长诱导世界变局朝着有助于世界各国一起进步、共同发展的方向演进，主动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机遇”与世界变局彼此加成、互益发展，积极促进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的工作，与善用和引导世界大变局的努力产生共鸣、形成合力，争取将世界的百年变局转化成中国的战略机遇，同时再把中国自身实力的增长转换为世界的机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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