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玉荣
9月17日，“培育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财政部与世界银行集团联合发布三方最新合作成果《创新中国： 培育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提出，中国需要培育增长新动能以应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下降的挑战，加大改革力度，进一步促进经济领域的创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财政部副部长邹加怡、世界银行集团亚太区高级副行长维多利亚•克瓦在会上先后致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致辞、主持研究成果介绍环节，并作会议总结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高培勇等中外专家对报告进行点评和交流。
三方合作研究，寻找和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
隆国强表示，经济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是结构不断升级和动能不断转换的过程，中国经济经过四十年高速增长，从高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新的阶段，传统的、旧的动能逐渐在减弱，新动能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力量。如何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寻找并且释放新动能？这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纵观各国发展历程，新旧动能转换并不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新动能需要有新政策、新体制，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三年前李克强总理在会见时任世界银行行长金镛时共同商定，由中国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三方开展一项关于中国经济转型中新动能的联合研究。
张军扩介绍，2016年7月，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会同世界银行集团，成立联合课题组并正式启动研究。联合研究以寻找和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为目标，兼顾近期和中长期，聚焦若干关键领域，力图在借鉴国际经验、紧密结合中国实践的基础上，为中国顺利实现增长动能转换提供决策参考。这一课题受到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高度重视，三方的主要领导担任课题负责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集团组织了精干的研究队伍。
张军扩说，为了让课题研究能够准确把握中国发展的关键问题， 让政策建议更有针对性，课题组在过去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开展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讨论交流，主办了一系列专题研讨会，组织了多次国内外考察和企业调研，撰写了大量背景报告和典型案例材料。报告初稿形成后，又专门征求国务院12个相关部委、国际研究机构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经过课题组的辛勤努力，最终形成了《创新中国：培育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研究报告。在研究过程中，部分阶段性成果已经以专题报告形式报送中国国务院，体现了合作研究对政府决策的价值。
维多利亚·克瓦指出，中国进入了一个比较温和的增长新常态， 但面临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等新挑战。中国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成功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数亿人的脱贫与减贫。这些成果是通过广泛的改革，由国家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向以市场为主导的方式获得的。
她表示，此次三方联合研究“培育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这一课题，希望能够帮助中国以可持续发展方式应对新挑战。研究团队全面考察了中国面临的各方面挑战以及发展机会，还深入分析了中国在工业政策、市场竞争、创新、教育和技能发展、区域发展以及一体化、国际贸易投资、公共领域的一些改革做法。报告清楚地指出，中国培育增长新动能，重点就是要提升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
报告提出解决生产率的挑战， 促进增长新动能的三个要素，即3个“D”。第一个“D” 是消除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扭曲（Distortion）；第二个“D”是加速先进技术和创新成果的扩散（Diffusion）；第三个“D”是促进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发明创造（Discovery），从而拓展中国的生产力边界。
维多利亚·克瓦表示，世界银行与中国有着非常牢固和深厚的合作关系。报告正是在双方信任基础上获得的。她确信，相互学习和相互分享知识已经成为他们和中国伙伴关系的一个特色。
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马名杰、世界银行韩国局首席代表苏薰燮， 作为课题协调人， 对《创新中国：培育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研究报告的主要结论和建议作了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高培勇，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巴瑞·诺顿分别就报告成果进行点评与交流。该环节由国际金融公司中国首席代表瑞沛霖主持。
通过“3+6+7”改革议程促进增长新动能
张军扩说，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发生阶段性变化，但从国际比较视角来看，中国仍然具有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巨大优势和潜力。例如，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不仅数量庞大，而且高素质劳动力资源充足，性价比比较高，对于诸多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具有特殊的优势；中国不仅制造业基础雄厚，而且门类齐全、体系完整， 对于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优势明显；中国不仅人口众多，而且总体上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水平，由此形成巨大的国内市场， 对于诸多产业尤其是网络型产业的发展优势十分明显；中国地域辽阔，区域之间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差异明显，具有产业发展次第推进、产业发展生命周期长、产业转型回旋余地大、经济运行稳定性强等明显优势。如此优势，我们还可以举出不少。
同时，张军扩强调，无论是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还是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无论是新动能的加快培育，还是传统动能的充分释放，都离不开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围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创新创业，加快培育新动能、充分释放传统动能、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党中央、国务院推进改革、扩大开放力度前所未有， 出台的改革开放举措之多也前所未有。大力度的改革开放对于支持现阶段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发挥了关键作用。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讲，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面对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挑战增多的情况，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培育增长新动能、新优势，更加重要，也更加紧迫。这项合作研究以促进创新、培育增长新动能为主线，研究了生产率提升、创新与数字经济发展、产业升级、人力资本、国际竞争与全球化等重要问题，报告提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将主要来自三个要素，并提出六项战略选择和在体制改革中需要解决的7个关键领域的问题，可以称之为“3+6+7”改革议程。
作为课题协调人，马名杰介绍说，“3”是指3个要素，包括减少资源配置的扭曲、加速现有先进技术和创新成果的扩散、不断发展新的技术和创新；“6”是指6个战略选择，包括寻求三大增长动能的合理平衡、重塑产业政策、调整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平衡、推进国际贸易投资关系和治理的改善、保持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的平衡、为应对技术变革的影响做好准备。
在马名杰看来， 与“ 3 ” 和“6”相呼应，“7”所代表的7个结构和体制改革主要领域决定着今后进一步推进改革和扩大开放。其中包括促进市场竞争、完善创新体系、提升人力资本、有效配置资源、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管理新一轮转型等。
马名杰结合报告，简要阐述了“7个主要领域”的基本思路。特别是在促进市场竞争方面，报告提出产业政策应尽可能减少对市场的扭曲，主要目的应是支持和补充市场竞争。对于中国来说，还应该尽量减少针对特定产业和企业的纵向产业政策，转向更有利于完善要素市场、营商环境和市场竞争的横向产业政策。
对此，薛澜认为，从公共政策角度讲，中国产业政策其实是三类政策目标的组合，怎么有效组合， 需要深入分析。产业政策要考虑解决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的市场失灵问题。
巴瑞·诺顿则认为，随着产业政策不断地扩展，效率可能会降低，所以中国要管理产业政策。从中国产业政策来看，处在非常好的发展方向，正在释放出新动能，新动能能够帮助中国更加具有竞争力，培养人才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
“创新中国”：四点建议、四个关系
邹加怡在致辞中说，当前中国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需要进一步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
培育壮大新动能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着力点，也是中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步。邹加怡指出，中国政府秉持新发展理念，着力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培育壮大新动能，推动新旧动能加快接续转换，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制度驱动，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力。
邹加怡表示，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 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一，对城镇新增就业的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二， 服务业已经占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 左右， 信息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兴消费快速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年均增长10% 以上。新动能正在撑起经济发展的新天地，对稳增长、调结构、增就业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同时，许多传统产业也在升级提升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对于建设“创新中国”，她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继续坚持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创新中国”首先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永无止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和完善也永无止境。为了更好地实现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推进高质量发展，要继续坚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充分调动各类要素资源的发展积极性，激发中国巨大市场的潜力和活力。
二是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近年来中国政府着力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减少政府的微观管理和直接干预，优化营商环境取得显著成效。但是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不断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完善包容审慎监管，不断创新优化服务，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打造便利公正的市场环境，使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持续迸发。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的营商环境排名跃升到全球第46位，比上一年提升32位，在20国集团国家当中提升的位次最多。
三是着力激发知识、信息等新生产要素流动的活力。新动能覆盖一二三产业，重点是以技术创新为引领，以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为核心，以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的生产要素为支撑，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新生产要素得到大规模运用，并产生极大的生产力乘数效应，为经济增添了新活力。
四是坚持普惠性降税和结构性减税并举，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近年来财政部推出一批普惠性减税降费政策，譬如把增值税税率从16%降到13%，适当降低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等，同时在降低科创企业税费负担方面推出一系列措施，取得良好成效。一方面减税降费将持续实施，另一方面将加大财政政策对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进一步研究出台优惠便利措施，降低科技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生产经营成本， 督促地方政府严格落实相关政策， 最大限度释放减税降费红利，激发创新活力。
对此，高培勇点评时指出， 有必要结合当前中国的经济实践来加以印证。他举例说，过去我们谈论减费降税目标时，更注重总量效应，而今天更多是结构效应。今天我们摆在第一位的是降成本，降成本和扩需求之间显然在政策含义上是不同的。
隆国强指出，培育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需着重处理好四方面关系。
一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关系。短期宏观调控需要特别强调需求侧，谈及新动能时，往往更加强调供给侧。实际上，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经济的循环，需求带动供给，供给也会创造需求。因此，一定要统筹考虑需求侧和供给侧良性互动。
二是新经济和传统产业的关系。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即“四新”）是新动能，用新技术、新模式提升传统产业也是新动能，两者不可偏废。
三是技术和制度的关系。新技术转化为新动能需要新制度相匹配。比如，汽车刚发明的时候，欧洲一些国家的马车道是不允许汽车通行的。又如，共享汽车目前在一些国家是不允许上路的。再比如，自动驾驶汽车，促使其真正上路行驶一定需要一系列新的交通规则和制度相配合。所以，技术进步会推动制度创新，制度创新能让技术进步的成果充分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而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都是与时俱进的，还要适应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
四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里面，政府和市场之间是分工合作关系，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而来， 需要更好地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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