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刘长杰 实习生 耿瑞蝶
瘟疫来袭，发展停滞。走出疫情，百业方兴。
2019年末，武汉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并快速席卷我国其他地区。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让按部就班的生产生活秩序，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就遭受到全面而严重的冲击。
新冠疫情发生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期，各主要行业的债务负担普遍高于过去。与非典（SARS）时期只有少数行业严重受损不同，本次疫情对全社会各个行业均有冲击。如此大范围和高烈度的疫情，自二战以来鲜有。在经济领域，除医药卫生、在线运营、食品销售等少数行业外，2020年一季度多数行业收入显著下滑，其中尤以服务业为甚。
2020年2月12日，全国当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达到15152人的峰值。两天后，确诊人数开始持续下降。2月19日，全国当日新增确诊人数下降到825人，疫情呈显著收敛态势。尽管不时还有疫情反复的情形发生，但区别化的有序复工已是大势所趋。
只有走出疫情，中国发展才能重回正常轨道。习近平总书记2月10 日在调研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要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尽可能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这为下一步战胜疫情、恢复生产定下了总基调，也为确保抗击疫情成功与经济社会发展两不误的挑战性工作指明了方向。
本次疫情将冲击短期经济运行，但从长期看，不会改变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如何评估疫情对经济及社会的影响，进而通过综合施策推动全国走出疫情、恢复生产，最大化地减轻疫情对经济、社会、民生等多方面的破坏力，既是各类智库组织的当务之急，也是专家学者们争相研讨的课题。
与SARS疫情发生时的宏观背景差异
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这份声明在肯定中方防控举措的同时，强调不建议对中国实施旅行和贸易限制。
自2005年WHO设立PHEIC机制以来，除本次新冠疫情外，共宣布过5次，分别为2009年墨西哥、美国首发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2014年野生型脊髓灰质炎疫情，2016年巴西寨卡病毒疫情，2019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
新千年以来，中国经历过数次流行性传染疾病和意外事件的冲击，其中三次影响比较广泛的流行疾病疫情是2003年的SARS，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2013年的H7N9 禽流感。从传播范围、应对管控措施、经济冲击等多因素来看，本次疫情与SARS疫情比较接近，两者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都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对经济的短期冲击幅度都比较大。因此，有必要基于2003年SARS疫情数据，对两者的宏观背景差异进行比较，以此为参照，判断本次疫情对经济的潜在影响。
学者们普遍认为，本次疫情所带来的冲击，与SARS 疫情相比大不相同：一方面是大环境不同，从内部看，中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面临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污染防治、全面脱贫三大攻坚战；从外部看，全球化面临空前挑战，中美贸易摩擦虽然有所缓解，但局面依然严峻。另一方面是冲击幅度不同，本次疫情的暴发面、波及面更大。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新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曹钟雄认为，本次疫情与SARS疫情的宏观背景，有四个不一样：一是暴发高峰节点不一样。非典疫情高峰在当年的三四月份，对当年的经济冲击较大，社会管理更加被动。本次疫情暴发在春节假期，疫情之后的经济政策调整、企业生产调整时间上会宽裕些，也会更主动些。二是宏观背景不一样。本次疫情发生在美国的逆全球化、保护主义盛行时段，我国国际贸易正饱受争议和联手挤压，而2003年正处于贸易全球化高涨期，作为全球贸易主战场， 当时中国正享受着全球化的红利。三是经济发展阶段不一样。2002年我国GDP仅为12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为800美元；2019年我国GDP 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也达到1万美元。2002年我国贸易进出口总额达6208亿美元，居世界第五位，出口产品主要以纺织服装、初级加工品为主；2019年我国贸易进出口总额约4.6万亿美元，已多年处于全球第一位。四是产业基础不一样。2002年我国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13.3:44.5:42.2；2019年，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7.1:39:53.9。当前我国产业结构服务化程度明显提高， 已经成为全球工业体系最为完整的国家。
“此次疫情的经济环境和2003年有很大的不同，应当深入分析，进而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研究对策措施，深化改革，化危为机。”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席肖钢说。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发布的《疫情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和应对建议》指出，本次疫情与非典疫情的暴发有诸多相似之处，又有明显差异，因此两者对我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冲击亦不能简单类比：一是发展阶段不同。2003年非典期间，中国经济正处于重化工业化、城镇化和消费升级的高增长阶段，上升动力很足；而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阶段，人口老龄化严重，宏观杠杆率较高，房地产行业调控处于关键时期，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二是外部环境不同。非典疫情时，全球经济正从互联网泡沫破灭后迅速复苏， 中美双边贸易互补性强，2003年中国出口同比增速从2001年的6.8%升至34.6%；如今随着经济体量的放大，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显著下降，2019年出口增速仅为0.47%。三是经济结构不同。本次疫情影响最大的行业是第三产业， 2003年其占当年GDP的比例为32%， 2019年已上升至54%。四是防控难度不同。本次疫情暴发在春节前夕， 正值春运高峰期，疫情又起自主要交通枢纽城市武汉，随着节前节后人员的大规模迁徙，疫情的隔离和防控难度显著大于非典时期。
“总的判断，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会大于非典，时间可能会更短，因为湖北省外新增病例持续下降，让我们看到了曙光。”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认为，相对于非典，本次疫情政府出手更快、更重，因此判断应该在3月前后，除湖北省外的疫情有望基本结束。对比非典可以看到，本次疫情的传染性更高，病死率更低。
新冠疫情影响评估
本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最终烈度如何，取决于疫情影响的范围和持续的时间，这一点已成为业界共识。
以发电量数据为例，往年一般春节过后一周左右，社会就开始陆续复工，发电量就会明显增长； 今年春节两周过后，发电量还在底部徘徊，这说明社会复工明显推迟了。再看房地产销售，按照过往数据，春节前后大量的人从一二线城市回流到三四五线城市，会有一个返乡置业的高峰；今年直到2月8 日，春节过去两周，数据显示返乡置业的销售额暴跌90%左右。而从铁路、民航、水路、公路的旅客发送量来看，也能比较清楚地看到返城和复工明显延后。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疫情的时间长度。”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疫情控制在1月份，影响的主要是消费，重点是餐饮、住宿、娱乐、旅游、交运等服务业；如果控制在2月份，影响就要扩大到生产，涉及到工业、建筑业、农业；如果延伸到3月份以后，就会影响到长期生产力，很多企业执行不了合约、发不出工资，现金流撑不住，就要关门破产，这时候就是伤筋动骨了。
“关键是要控制疫情的时间长度，不能使一个意外的短期冲击变成中期甚至是长期冲击。”刘世锦进一步分析，从近期疫情走势和有关专家研判看，可以提出一个目标，就是争取2月底基本控制住疫情。所谓基本控制住，不是说疫情结束了，而是说疫情扩张的势头得到抑制，进入稳定回落，疫情走势的大致轮廓比较清楚了。近日确诊和疑似病例增量已经出现拐点，应该进一步稳住态势， 争取存量拐点的出现。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那么疫情主要对消费和生产形成短期冲击，国民经济全局不至于伤筋动骨。
对于疫情持续的时间与宏观影响，任泽平团队有三种情景分析： 第一种情景是相对乐观的，高峰出现在2月中旬，3月份湖北以外疫情基本结束，主要影响今年我国GDP 的第一季度，对全年四个季度的GDP预测分别为4%、6%、5.8%和5.6%，全年5.4%。第二个情景是影响中国经济半年，就是6月份结束。更悲观的情景是影响前三个季度。目前倾向于第一个情景。
对行业中观的影响，任泽平认为聚集性服务业损失大，以万亿计，就业形势严峻。这些行业包括旅游、餐饮、酒店、交运、地产等，受到的冲击比较大。本次疫情对消费的影响比投资要大，投资恢复会快一些，而居民对消费聚集还会心有余悸一段时间。
“PHEIC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并没有一些网络传言所渲染的那么突出，其影响如何仍主要取决于疫情的持续时间及严重程度。”中诚信国际宏观金融研究部总经理袁海霞认为，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将在一季度集中体现，初步预计GDP 增长在3%—4%左右。如果疫情在一季度被基本控制，稳增长政策的发力、消费和生产计划的后置，可能会给二季度经济反弹提供机会。下半年，随着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的发力，经济增速或将回升。2020年全年将呈现前低后稳的特点，疫情对全年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一个百分点以内。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之年，这次疫情的发生，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农村经济和一二三产业的发展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韩杨认为，本次疫情发生在上年底到春节后，正逢春节期间农产品需求量大、农民务工人员返乡回城流动迁移人数多的时段。由于局部地区采取封城、封路等交通管控措施以阻断疫情扩散，在疫情暴发的2月中上旬，农产品进城、重要农业生产资料运输、农民工迁移返工等都在不同程度地受影响。从细分产业来看， 主要对南方部分地区春耕有影响，例如种植业的生产资料采购；同时影响畜禽、水产养殖业的饲料加工和运输，活畜禽的屠宰、运输和防疫等。另外，虽然一些农村地区已有较成熟的“互联网＋”农产品平台，但部分村路交通封闭的做法，导致一些地区农产品产得出却运不出。除了对传统农业一二三产业有影响，疫情还对大城市周边乡村地区的休闲、观光、体验农业，以及特色农业地区的乡村旅游、民宿经营产生短期影响。尽管这些产业的恢复取决于疫情持续的时间，但总体上，不会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中国有2亿多的农民务工人员，本次疫情让部分回乡过年的农民返城务工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韩杨认为，短期内，对于这部分农民工的收入有影响，尤其是对于拟流向大城市服务业、餐饮业等人员密集型产业的务工人员的收入。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019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021元，其来源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分别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1%和36% 左右。务工收入在农民增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对中青年农村居民和贫困地区的农民脱贫增收，务工收入更重要。
曹钟雄认为，消费、基建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疫情中将受到更大的冲击。在消费领域，疫情对购物中心、传统商场、批发市场、酒店等零售业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在行业上，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以及用工密集型行业，冲击是明显的，很多行业短期内甚至处于停工状态或者“零用工状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此次疫情对于中国经济带来的直接冲击主要在三大领域：首先是在服务业领域，特别是消费领域的旅游、餐饮、文化娱乐等行业，以及物流行业。其中，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比较明显。其次是制造业，受复工时间不确定，手机、汽车、电子等行业受到影响会比较大，也会影响到全球产业链， 疫情核心地区的武汉本身也是制造业云集的地区，影响难以预估。第三是贸易领域，因疫情带来的恐慌，加上地缘政治等因素，相关国家减少或者关闭航空、港口、边境的措施，会给中国对外贸易带来负面影响，从而拖累中国经济。
“当前产业链、供应链不完全是外商投资，本国企业也发挥很大作用，因此疫情影响是短期的扰动因素，而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地位的变化是受中长期因素影响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这样判断的理由包括： 一是中国虽然利用外资的制造业占比下降，但是利用外资的规模在发展中国家位居第一，全球排名第二；二是制造业利用外资少了，但是非制造业利用外资占比在提高， 因而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不降反升；第三，外企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的份额是下降的， 但民企异军突起；第四，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的量和质都有明显的提升，出口稳居全球第一。
中国对于全球产业链依然举足轻重，难以替代。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指出，疫情造成的停摆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非同小可，海外经济和贸易可能面临第二轮冲击，不容忽视。摩根士丹利全球研究人员对市值达27万亿美元的857家跨国公司做了疫情风险暴露情况调研，同时用机器学习通读所有跨国企业近期的财务报告、电话会议纪要内容，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如果疫情一个月内受控，2020 年3月下旬之前生产链全部复工， 则对全球产业链的传导效应还是可控的；如果疫情有反复，复工进度延缓，比如说持续到二季度，则全球供应链受到的干扰会比较严重， 不管是对跨国企业的运营，还是对全球经济增长，都会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疫情对金融业直接影响看似不大，但由于金融涉及外汇、期货、股票等市场，疫情变化会改变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从而加大市场的波动。自疫情蔓延以来，汇率贬值、股市下跌的幅度都比较大。
而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认为，与非典时期相比，目前各行业的资产负债率整体明显上升，尤其是前期去杠杆对广大中小企业的滞后影响尚未褪去，其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悬而未决，因而在新冠疫情冲击之下，不少中小企业面临能否继续经营的严峻挑战。
对于创业型中小企业来说，这是一个极为艰难的时刻。新冠疫情蔓延导致的销售业绩下滑、人工成本上升，在预期不确定的情况下， 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经营困难。个别企业如果出现疫情，人员隔离， 企业停产，那企业等于宣布破产。特别是创业型企业，在艰难的融资环境下，疫情的不确定增加了企业原本就不缺的生存压力。
“疫情会对供给侧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是部分中小企业可能在疫情的冲击下破产，且难以再复活； 二是随着企业销售收入的减少且支出相对刚性，会造成负债的增加， 进而影响企业未来的发展能力。”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白重恩指出，此次疫情让线上产业迎来发展机遇，也让公众对于国家治理、民生保障等问题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和关注，应当抓住此次契机，认真研究分析，优化我国治理体系，增强我国的软实力。
当下最主要的矛盾：控制疫情VS恢复生产
显然，疫情防控仍然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一方面，控制疫情的思路是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坚决遏制住疫情的蔓延，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力争早日解除疫情；另一方面， 政策也需未雨绸缪，在保证防控疫情的前提下，对生产恢复尽早做出周密部署，减少疫情的中期冲击。
“实现2月底基本控住疫情的目标并不容易，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主要是随着节后返程复工，疫情会不会反弹。”刘世锦认为，目前各地都面临两难选择，一手抓抗疫，一手抓复产，两手都要抓、都要硬，道理好说，落到实处很难。疫区和非疫区，返工集中的大城市和其他地方，三产和一二产，三产内部的线上与线下，都有差别，关键是要把中央指示精神落到实处， 分类指导、分区施策。因此，不能搞一刀切，一切要从实际出发。
各地情况不同，政策不同，但政策效果可以有相同的衡量尺度，那就是在疫情可控的前提下恢复生产、恢复经济。防控过度，挤压经济增长空间；疫情反弹，对经济冲击更大。“这个度的把握，反映的就是治理水平。能否实现2月底基本控住疫情的目标，治理水平是一个重要变量。如果说前一段时间主要检验的是疫区治理水平，以后一段时间对各地治理水平将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提升的机会。”刘世锦说。
“与服务业主要受到需求冲击有所不同，工业生产活动同时受到供给、需求两个方面的冲击，处境更为窘迫，供需矛盾表现十分突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奇渊建议，减少疫情的中期冲击，做好疫情防控和恢复生产的衔接工作，首先应该稳资金流，尽早恢复物流，然后视疫情改善情况恢复人流，同时恢复生产。
首先，稳住资金流。应通过有针对性的税收减免、临时性短期融资，为疫情冲击较大行业的困难企业提供周转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要帮助其稳住资金链条、渡过暂时的难关。其次，尽早恢复物流。目前市场供求矛盾突出，过剩与短缺同时并存。在此背景下， 应以“疏通”供求关系为主。而打通供求的关键一环，即是物流畅通。因此，应制定明确的标准，保障交通基础设施畅通。另外，在疫情完全得到控制，物流瓶颈完全打通之前，不宜大规模实施“总量刺激”。再次，恢复人流和生产。由于疫情发展尚待评估，有的地区还无法确定具体复工时间，但可以给出一定的技术标准，根据当地新增病例数、人口流动数量、企业防疫情况等，给出明确的、可量化的复工条件，给企业恢复生产提供参考预期。在疫情尚未完全解除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还应明确复产后的防护措施，指导企业对员工进行必要的防护，并保证防护用品有充足的市场供应。
为稳住资金流，李迅雷建议重新调整2020年既定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扩大支出规模，财政赤字率可从2019 年的2.8%上调至3%，即增加约2000 亿元的财政支出。他以美日等发达国家做比较，日本财政赤字率在7% 左右，美国4%左右，中国调高至3%并非不可接受。货币政策方面， 应保持稳健偏宽松的基调，第一季度即应考虑降息，全年加码的降准降息目标，应是促进全社会新增相当幅度的投资或消费。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甚至建议中央财政赤字可增加到3.5%以上，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疫情正在转入下半段，重点在于兼顾防控疫情和恢复生产，纾困企业。任泽平认为，中央最近一系列的政策——货币降息降准、短期流动性支持、减税、提高赤字率、缓缴社保等，还是比较及时有力的。
“我们建议国家应提前储备项目，疫情后，大规模的基建和减税，把由疫情砸出的经济坑填上， 尤其对人口流入的城市群和区域中心城市进行适当超前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任泽平说，大规模基建可对冲经济下行压力，有助于稳增长、稳就业，而且当前大宗商品价格和融资成本低，因而搞基建成本也低。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60.6%，发达国家平均约80%，中国还有很大空间，但城镇化的人口将更多聚集到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7大城市群，上述地区未来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面临严重短缺，因此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追责制，以推进大规模基建。
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后，稳增长节奏有必要适度加快，以促进生产尽快恢复。袁海霞建议：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有必要加快节奏，并适当加大对服务业的减税降费力度。当前广义财政（包括专项债支出）投向基建领域的资金进度有所放缓， 待疫情缓解后，应加快一般公共财政和政府性基金向基建领域的投放进度， 尤其是需要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发行与投放工作，以尽快发挥基建的托底作用。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健基调同时，加强结构性调整，为企业恢复生产提供较为充足的资金保障。在降准的时间节点上，可视疫情进展适当增加降准次数或将降准时间窗提前，以满足市场流动性需要。
“如果2月底能够基本控制住疫情，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措施应主要限定在‘精准救助型’范围，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上应保持连续性、稳定性，保持应有的战略定力。” 刘世锦指出，疫情发生后，各级政府出台了不少政策措施，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减压纾困，这对稳定人心、稳定预期是完全必要的。但我们担心有一些呼声，实际上是借机搞大规模刺激政策，这类政策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实际问题，而且副作用很大。
“不过在应对这次疫情冲击的过程中，有一个亮点，就是数字经济在消费与宏观经济中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指出，目前网购占社会零售总额的比例已经超过20%，当线下交易受到冲击，消费就可能向线上转移，可以部分抵消线下交易的萎缩。
跨行业比较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疫情期间，游乐园、博物馆、影剧院等业务的下跌幅度均达到90% 甚至更高，与此同时，线上影视剧、短视频的浏览量却出现了惊人的增长，线上教育的增长甚至可能在300%以上。现在全国的学生都不能返校，但新学期已然开始，教师们已经按既定的课程表通过录播、直播等形式开始上课。此外，黄益平认为数字经济的稳定器功能，可能还有一个尚未得到验证的机制，即全国网络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价格信息的透明，或许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疫情期间价格上涨的幅度。
曹钟雄认为，本次疫情将对我国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些新发展方向，应该包括但不限于生命健康的新方式、5G及泛互联网的新经济、智慧城市、智慧生活、智能制造等。
观察中国经济，黄益平通常比较看重两个指标，一是劳动就业， 二是金融稳定。当下，上述两个指标都可能恶化。根据蚂蚁金服的调查，基于企业无法开工开业、业务量大幅减少、物流受阻以及需要连续承担的租金、工资和利息等运营成本，大约有70%以上的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受到了严重冲击。“如果大部分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困难， 这可能就是一个系统性的风险。” 黄益平说，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GDP的60%，还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我们担心的并不是个别企业的倒闭，而是一大批企业突然倒闭。国家应该竭力避免的，是在中小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与金融不良资产增加之间， 形成恶性循环。
根据蚂蚁金服的调查，当下约80%的小微企业都面临资金短缺问题，而且有70%的企业表示，只要能够获得融资，持续经营没有问题。黄益平认为，防止现金流断裂，只有三条路：一是增加业务收入，二是减少经营成本，三是获得外部融资。如果按照迫切性排序， 越往后的越迫切。增加业务收入， 只能靠经济复苏，目前只能等。而降低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短期看，降费比减税更重要，毕竟税收是有了收入才需要交的。至于解决现金流的问题，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融资。这次疫情期间，大部分传统银行的贷款业务都停顿了，但网络银行的小微贷款申请量并没有下降。与传统银行相比，网络银行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方面有突出的优势，一是不需要直接见面， 二是没有抵押资产同样可以做风控。黄益平就此建议，中央银行与监管部门的支持政策，应该向网络银行或者城商行倾斜，而不是像最近央行的3000亿专项再贷款那样，大头去了全国性商业银行，这样一来资金或许不太容易流到中小企业的手中。
新冠疫情的发生，给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全面奔小康和脱贫攻坚，都增加了难度。面对当前的复杂情况，农业农村应如何应对？在回答这一问题时，韩杨表示：我国乡村常住人口近5.52亿人，农村相对于城市，普遍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和保障能力薄弱，贫困人口较多， 因而应更加重视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和全面小康建设。一是要防止疫情向农业农村蔓延，以疫情防治为切入点，加快建立农村公共卫生应急、预警、响应机制，加强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工作，提高农村人口的公共卫生意识；二是加快“互联网+”平台建设，建立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农产品市场信息和乡村治理体系；三是补短板、找差距，提升重要农产品生产、重要农业物资储备和物流能力；四是加强野生动物立法和监管，建立野生动物保护负面清单制度，加强鲜活农产品市场的管理，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五是加大对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三产融合的财政支持和金融支持力度。
从历史经验看，随着疫情防治情况的好转， 经济活动会反弹，并重回正常运行轨道。而在历次认定的PHEIC中，WHO通常不建议采取入境和贸易限制等手段，但各国通常根据自身关切选择应对措施及其级别。如何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新冠疫情的过度反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刘胜兰提出四点应对策略：一是尽快控制疫情。疫情能够得到有效控制， 是WHO解除PHEIC的首要考量因素。二是做好出境检疫，降低国际传播风险。同时，与WHO及相关国家及时进行信息沟通和数据共享，争取WHO支持，减少技术层面的国际过度反应。三是通过科学研究，填补疾病认知、预防和治疗上的空白，是减轻WHO和国际社会担忧的重要途径。例如，WHO 对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认定非常审慎的主要原因，在于已具备相关疫苗及相对成熟的治疗手段。四是根据疫情适时调整应急响应级别。如果主要流行区域的疫情已经得到较好控制，可适时主动调低响应级别，这既有利于减少国际上的过度反应，也能够对WHO的决定形成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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