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杜悦英
有意无意的忘却中，历史开始重演。
根据近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最新科研成果，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原体SARS-CoV-2很可能以某种野生蝙蝠为天然宿主，其后以穿山甲等野生动物为中间宿主并实现某些改变， 具备了穿越物种屏障的能力，进而经由入口的“野味”等通道感染人类。在此过程中，病毒亦进化为所有人群易感，通过人际传播，最终造成流行性疾病暴发。这种野生动物（天然宿主）—野生动物（中间宿主）—人—人际传播的病毒传播路径，与17年前的SARS-CoV如出一辙。
时间跨越17年。从SARS到新冠肺炎，以及中间穿插的MERS、埃博拉、禽流感、猪流感等，人类不得不一次次重复打响病毒阻击战； 而从果子狸到穿山甲，这些因人类贪欲被动成为病毒传递者的野生动物，其命运也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相关研究显示，人类75%以上的新发传染病与野生动物有关；在已知的1415种人类病原体中，62%是人畜共患病。“新冠”来袭，是自然界又一次为人类敲响的沉重警钟。究竟应当如何考量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冲破野生动物保护面临的困局？
“警告”频发，野生动物境况实堪忧
公众如今已知晓，穿山甲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中间宿主。但鲜有人了解，尽管从2016年起，穿山甲已被列入由包括中国在内的181 个缔约国共同签署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附录I（国际最高级别保护），明确规定禁止国际性交易，却依然阻挡不了它成为世界上偷猎和非法交易最多的哺乳动物。在人类药用和食用的强大利益驱动下，自2016 年以来，全球已有超过50万只（据IUCN专家组数据）穿山甲被非法贩运，物种处于高度濒临灭绝的危险境地。
同样从2016年起，由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发起，将每年2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六设为“世界穿山甲日”，很多野生动物保护机构都会在这一时间前后开展穿山甲保护宣教活动，旨在使公众了解穿山甲的生存困境，并呼吁采取措施停止世界范围内对穿山甲的捕杀。然而，前述数字已经证明，少数人的呼号对这一物种的保护作用杯水车薪。
很显然，地球上正在遭遇生存威胁的物种，远不止穿山甲。全球性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自1998年起，每两年发布一次《地球生命力报告》，“以年份为维度，用数字鲜明地标记着世界范围内野生动物种群不断消亡的趋势。”WWF相关人士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介绍。
《地球生命力报告2018》显示，基于对全球4005种脊椎动物的16704个种群生物多样性丰度监测， 2014年地球生命力指数比1970年下降了60%。而对比《地球生命力报告2016》的数据，2012年地球生命力指数比1970年下降了58%。尤其值得关注的是，300种哺乳动物由于人类食用而导致濒临灭绝，特别是被过度捕捞的海洋生物。
这些数字意味着地球生命力指数下降明显，而更令人担忧的是， 这种下降仍在持续。
报告称，若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提供粮食、纤维、医药、淡水、作物授粉、过滤污染物、防止自然灾害等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都会面临威胁。没有了生物多样性， 人类将面临食物不足、清洁水源缺乏、空气质量下降等问题，世界将充满各种废弃物。
物种的灭绝，似乎来得猝不及防。仅在中国境内，刚刚过去的2019年，我国长江流域特有的白鲟宣告灭绝。在苏州动物园，世界上确可查实的最后一只斑鳖正在孤独度日。
这同样不是个例。甚至“有许许多多的物种，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认识它们时，就灭绝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原主席汪松告诉《中国发展观察》，有报道称，当今由于人类活动而引起的物种灭绝速率比历史上至少增加了上千倍。
大量物种消亡的背后，是人的身影。《地球生命力报告2018》特别提到，自公元1500年以来灭绝的所有植物、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中，有75%是因人类的过度开发、农业活动或在两者共同作用下消亡的。
人类向自然界的过度苛索，对野生动物生存空间的过度挤压，最终“引火上身”。SARS、MERS、新冠肺炎、埃博拉、禽流感、猪流感，究其根源，无一例外。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郭耕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表示，在一次次疫情发生时， 野生动物作为自然疫源地，病毒、病菌、寄生虫的宿主，某种意义上是在“代人受过”。他说，人类捕捉、运输、饲养、屠宰野生动物的行为，破坏了它们原本的自然栖息地。人类的不当行为加速了野生动物的剧烈减少乃至物种灭绝，而在这一过程中，也给寄生于野生动物身上的病毒带来了跨越物种进行传播的机会，将病毒带至人类世界。
从更深层次看待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郭耕警示，物种灭绝有四大原因，分别为过度猎杀、生境破坏、盲目引种、环境污染。此外， 有研究显示，预计到2050年，气候变化将成为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这些无一不是人类主导的。而物种灭绝具有连带性，“‘如果蜜蜂从地球上消失，人类只能再活4年’（爱因斯坦语），如果人类再不有所收敛，这一结局是必然的”。从事动物保护工作30多年的郭耕，把这种连带性比喻为“灭绝多米诺现象”，即一个物种的灭绝往往会引起与之相关联的几十个物种的相继灭绝。由郭耕创意设计的自然科普教育设施——灭绝多米诺石碑设置于北京大兴南海子麋鹿苑，一连串刻有动物名称的石碑中，人类的位置并非最后一个。“当人为造成的物种灭绝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下的时候，作为自然物种之一的人类，就能幸免于难、在劫而逃吗？”他说。
人类活动直接构成了对物种的最大威胁，包括栖息地丧失和退化，以及对自然的过度开发。而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人与野生动物“天平” 的失衡，究其根源，在于人的自然观、生态观。“人和野生动物， 是在共享一个地球，应当是平等的地球居民。但这样的理念在公众中非常缺乏，那些认为在地球上唯人类独尊的人们，尤其需要摆正人与野生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汪松表示。
道阻且长，保护困局何为突破口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野生动物保护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30余年来，我国在积极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付出诸多努力。1992年6月11日， 在联合国环发大会上，我国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并于1993年1月5日正式批准，是最早批准《公约》的6个国家之一。其后，我国分别于2005 年6月8日和2016年6月8日批准了《公约》所属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和《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平公正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
在2019年“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上，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表示，《公约》确立以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积极进展。但全球生物多样性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人口增多、森林减少、物种消失等问题仍然困扰人类社会发展。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他介绍，近年来，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立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统筹协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发布并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开展“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中国行动”系列活动，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初步建立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李干杰说，经过努力，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进程明显提速，政策与法律法规体系加快建立，与污染治理协同推进成效明显，生态空间保护力度持续加大， 社会参与度和公众意识不断提高。同时，中国切实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认真履行已加入的生态环境相关国际公约，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积极贡献，获得2020年《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 主办权。
从保护的空间领域看，《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18年）》显示，我国共有2750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147.17万平方公里。此外，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正在建立，近年来先后建立了十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达到标准和要求的，将在今年正式设立一批国家公园。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19年1月公布数据，我国现有1.18万处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
毋庸置疑，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方面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就。比如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保护，2016 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发布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将大熊猫的等级从“濒危”调整至“易危”。再比如麋鹿，在中国实现了从本土灭绝到重引入，再到野生种群恢复，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野生动物保护范例之一。朱鹮在秦岭的成功繁衍和种群复壮，也是值得庆幸的成功之举。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一核心，其他一些积极的改变也在发生。比如2019年，WWF、中国快递协会（CEA）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CWCA）支持EMS、顺丰、DHL 等国内外最大的14家快递物流企业共同签署了《中国快递行业拒绝寄递非法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自律公约》，在运输环节对非法野生动植物制品“Say No”。
“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确实比许多发展中国家多做了不少”，汪松评价。作为我国较早在国际上开展野生动物保护与研究工作的先行者，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他将国际上通行的“生物多样性”概念引入中国， 并作为专家全程参与了我国政府签署《公约》及其后的一系列履约工作，包括创刊《生物多样性》学术期刊。汪松从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 成立之初，就负责生物多样性工作组，组织了国际国内专家，就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评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建议，并开展了一些重要的开拓性工作，如生态安全、外来种入侵、跨国野生动物非法贸易、森林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估算、生态补偿等。与此同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国际自然保护界的对话与合作。他认为，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仍有不少需要完善之处。
从宏观层面看，“这些年我们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各类规划不少，但很多都是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来做，完成了往书架一放了事，没有对实际工作起到相应的指导作用。”汪松说。
一个主要问题是基础工作不够重视扎实。在基层调研时，汪松发现，一些保护区没有资料室、标本室，当地的工作人员也没有长期收集、保存、研究标本。“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家底，还都不那么清楚”。此外，一些保护区不重视野外考察，不少监测工作过度依赖远红外相机完成。“一些中小型哺乳动物，它们在生态系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值得研究。但是因为体形小，远红外相机通常拍摄不到。这样的话，不通过全面的野外考察来收集标本和相关信息，生物多样性保护从何谈起？”
汪松特别强调，我国的生物区系尤其是动物区系调查基础差，历史短。以哺乳动物为例，调查历时不到20年即告中止，数以百计的哺乳类动物，包括大熊猫和中华菊头蝠，其模式标本都收藏在国外的著名的自然博物馆。近三四十年来， 我国长期、艰苦的野外考察和采集不少代之以实验室工作，匆匆发表SCI论文成了首要目标。可以说，当今动物分类学专业人才严重匮缺。这也是中国动物志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尚难以问世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多样性公约强调的物种编目和监测的工作，尤其是野外生物学工作，显得十分格外重要而紧迫。”他说。
具体到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汪松再次强调并呼吁，应当尽快建立国家和重点省区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应当以分类、生态、进化和自然保护专业人员为基础，收藏能够反映国家和地区生物进化演变历程的各类标本。采集和收藏国家和地区的各类标本，培养专门人才，作为动植物分类学、生态学、保护生物学的基础。他还强调，只有做好研究，才能发挥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向公众传播有关进化历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的功能。简言之，标本收藏、文献收集和专业人才（特别是分类学和生态学人才）是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基石。
结合新冠肺炎疫情，汪松说， 其确切的宿主和中间宿主动物，无论是分类鉴定，还是传播途径、流行病史等都还有待进一步查明。这需要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兽医和动物分类、生态学家等共同努力。
还有专家认为， 在当前阶段，保护与发展的冲突依然存在， 这是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难以从根本上有效推进的重要原因。此外，由于人财物等多重原因，一些基本的科学研究也是不够的。比如对某些濒危物种欠缺病理学方面的研究， 往往造成面临“灭种”之危需要科学工作者来力挽狂澜时，却不知从何下手。
特别是，对于野生动物而言， 不是人类的“施救之举”都能够为它们所接受。郭耕说，尽管已有麋鹿、朱鹮、普氏野马等物种拯救成功的案例，但其共性是建立在人工繁育的基础上。而事实上，能够适应人工饲养条件的物种还是少的， 并不是人类干预就一定能够帮助某个物种实现种群恢复。比如和麋鹿、普氏野马同样通过“重引入” 方式进行物种拯救的赛加羚羊，就完全不适应在人工条件下生存繁衍。因此，“保护不能等到最后再做。保护的关键在于人，人对野生动物的态度不能是‘临时抱佛脚’ 或者‘好了伤疤忘了疼’，人对自然始终要有一份敬畏心”。
如何从制度层面进一步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也在近日成为焦点。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加强市场监管，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
1月26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三部委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即日起至全国疫情解除期间，禁止野生动物交易活动，并针对野生动物的饲养、转运贩卖、购买食用等方面做出5项规定。
1月28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关于加强野生动物管控措施贯彻落实情况督导检查工作方案》， 要求各地监督机构对野生动物交易市场、餐馆饭店等场所落实巡查责任情况，对野生动物交易清理情况、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并形成日报制度。
此前的1月23日，19名院士、学者公开联名呼吁，杜绝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和食用，建议全国人大紧急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将公共健康安全内容写入法条中，加大对野生动物非法利用的处罚力度，把非法消费同样纳入管理和处罚范围。
在麋鹿苑的动物灭绝多米诺石碑中，有一块的造型是强有力的人类手掌。这只手掌的拦截，使物种灭绝将倾未倾的态势戛然而止，象征着人类的觉醒与行动力。确实，人类无节制的活动能使野生动物灭绝，而理智的行为也能拯救和保存与我们同在一个星球的动物。人类可以、更应当立即展开更有效的行动，来保护宝贵的生物多样性。毕竟，“生物多样性是我们的生命”，“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Visits: 0